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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元世祖忽必烈时期（第4页）

阔阔真神情木然，讷讷地说：“他……死了！”

真金的去世，应该是汉法儒臣派官员在与敛财派大臣较量中付出的代价。对于汉法儒臣派官员来说，真金代表着一个时代，一个与兴盛划等号的时代，随着真金的逝世，寄托于真金身上的汉法改革希望也继而破灭，人们感觉到的不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而是对未来时局的渺茫和忧虑。

真金既死，有影响的汉人儒臣也几乎尽数凋亡。汉臣在朝堂的实力已经削弱到再也无法与色目官僚抗争的地步。而以后历代政权中敛财派大臣的嚣张跋扈和汉法儒臣派官员受到的压制，也与真金的过早离世密切相关。如果不是真金夭亡于这场政治斗争，或许，元朝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忽必烈把真金的儿子、皇孙铁穆耳接进皇宫，亲自抚养照料。临死留下遗诏，由铁穆耳继承皇位，是为成宗。

蒙古为什么没能征服日本

1266年大蒙古国皇帝忽必烈给日本的国书，被称为“蒙古国牒状”。元世祖在国书开头自称“大蒙古国皇帝”，在后面的内容中，自称为“朕”。

1260年忽必烈继位，他对高丽采取一系列的怀柔政策。1270年高丽从江华岛迁到旧都开城。1271年蒙古改为元朝。1274年元朝与高丽联姻，元朝公主下嫁高丽国王，双方关系好转。

高丽归附蒙古之后，高丽人建议与日本建立友好关系。1266年至1273年间，忽必烈以高丽人为向导六次派使臣持诏书到日本，但始终未得到日本方面的回应。这使忽必烈决定武力征服日本，遂于1274年和1281年两次出征日本。这一方面是想切断南宋与日本的往来，另一方面也有可能考虑过以日本的水军助师攻打南宋。

第一次蒙古入侵日本是在公元1274年。进攻日本的远征军从朝鲜扬帆出海，驶往九州岛，远征军共两万五千人，其中蒙古人和高丽人大约各占一半，还有部分女真人和少量汉人。远征军的统帅为蒙古人忽敦，两位副统帅为高丽人洪茶丘和汉人刘复亨。元军航行至博多湾，首先攻占了对马岛和壹歧岛，然后分三处在九州上岸攻入内陆。三路入侵军队中，一路为主力，两路为策应，主力部队的登陆地点大约在长崎附近。面对第一次“蒙古来袭”，日本镰仓幕府调集部分正规军迎战，九州沿海各藩也紧急组织武士和民兵参战。惨烈的战斗进行了二十多天，刘复亨在激战中阵亡，元军折损大半后退回海滩依托回回炮防守。至此元军伤亡惨重，败局已不可避免，由于箭和粮用尽，无法继续守住阵地，元军只得登船撤退。

蒙古之所以两次进攻都未能征服日本，是因为有以下几方面的主要原因：

一是第一次进攻日本时兵力不足。南宋尚未灭亡，蒙古仅控制了北方中国，当时蒙古帝国正集结重兵准备南下攻打南宋，用以进攻日本的军队只有五万多人。劳师远征且是蒙古人不擅长的跨海作战，再加上日本民族强悍，这点兵力显然是不够的。兵力不足的原因除了多线作战的因素外，更主要的是忽必烈并没有把当时军事实力较强的日本当回事。

二是蒙古在战术上没有丝毫的优势。按照日本人的说法，蒙古人的战斗力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强大。战争开始后，日本人采取了与蒙古人贴身近战战术，使蒙古人的弓箭和回回炮优势失效。平心而论，蒙古兵能吃苦耐劳，必要时他们可以靠吃生马肉、喝马血维持生命，且作战机动性很强，一般只带很少的粮草，士兵的吃穿问题主要通过掠夺战争地区来解决。可这两次战争中蒙古人偏偏无法发挥自己的特长，一直未能突入内地居民区，自然不可能有掠夺之地。相比之下，日本人的战术十分高明。

三是蒙古在后勤和武器装备上没有明显的优势。若论吃苦耐劳，当时的蒙古战士无人可敌，必要时他们可以靠吃生马肉，喝马血维持生命。蒙古人作战时机动性第一，一般只带很少的给养，士兵的吃穿问题主要通过掠夺战争地区的平民解决。可是在这两次战争中蒙古人偏偏无法发挥自己的特长，他们一直未能突入内地居民区，自不可能有平民供他们掠夺。

当时日本的冶炼和刀具制作技术世界一流，日本战刀的性能只有北印度和西亚出产的大马士革钢刀可以媲美。古代最优良的钢按性能排列依次为：大马士革钢（铸造花纹钢），日本钢（暗光花纹钢），马来钢（焊接花纹钢）。中国最好的钢（镔铁）其实也是一种焊接花纹钢，不过性能没有马来钢那样出色。日本除了具有好钢之外，其战刀的优良性能还来自其独特的后期淬火工艺。日本刀制造成本低廉使得普通民兵都可拥有一把好刀，而蒙古军队使用的质量较差的镔铁刀，很多大刀在对砍时失去了利刃。在两次战争中的八年间隙期间，日本人还改进了他们的弓箭，第二次入侵时，蒙古人发现日本人弓箭的射程和穿透力都有很大的提高，已与蒙古强弓不相上下。

五是跨海作战保密不严。两次入侵日本都不是突然袭击，攻其不备，而是日本事先都得到可靠消息，作了充分的迎战准备。特别是第二次入侵，日本人严密侦视了元帝国的动向，对蒙古来袭做了充分的战争准备。此时日本政局稳定，北条时宗对镰仓幕府和日本各藩的控制远胜以往，因此日本人能够动用更多的人力物力抗击入侵。幕府在九州征用民夫于博多湾一带敌人最有可能登陆的地区沿海滩构筑了一道石墙，用以阻碍蒙古骑兵。事实上蒙古兵始终没有突破这个防线。

六是天公不作美，“神风”帮了日本的忙。“神风”在元朝时期曾两度施威摧毁蒙古入侵者的船舰，将日本从危难之中解救出来。此后数百年中，日本人一直对神风顶礼膜拜，兴起了大规模拜神的活动。然而，科学最新发现却否定了这个传奇故事。近期发表在英国《新科学家》周刊的一项考古新发现指出：拙劣的造船工艺和船体设计是导致蒙古舰队葬入鱼腹的主要原因。美国考古学家对打捞上来的蒙古战舰残骸进行了仔细研究，发现蒙古战舰粗制滥造，质量低劣。虽然，在古代文献中确实能够找到关于那两场日本台风的记载，然而根据现存证据，研究人员并无法判断出那场风暴的具体强度，以及风暴与蒙古舰队的沉没究竟有多大关系。美国得克萨斯州农业机械大学的考古学家兰德尔·佐佐木对1981年从高岛附近海底打捞上来的700多块蒙古战舰残骸进行了仔细研究和分析。

佐佐木表示：“很多蒙古战舰龙骨上的铆钉过于密集，甚至有时在同一个地方有五六个铆钉。这说明，这些肋材在造船时曾反复使用，而且很多龙骨本身质量就很低劣。”

据汉文史料记载，公元1274年正月，忽必烈命令高丽王造舰900艘，其中大舰可载千石或四千石者300艘，由金方庆负责建造；拔都鲁轻疾舟（快速舰）300艘，汲水小船300艘，由洪茶丘负责建造，并规定于正月15日动工，限期完成。6月，900艘军舰完工。

当时，造船工业发达的中国江南及沿海地区尚未被忽必烈完全征服，部分地区仍在南宋军队的控制之下。所以，忽必烈不得不将造船的任务交给技术较为落后的高丽人。一方面，高丽对于造船很反感，认为元朝出兵日本肯定会要求高丽参战，这必将给高丽人带来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让造船技术落后的高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忽必烈强压的任务实属难事。高丽人只得在匆忙间敷衍了事，这些舰船的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佐佐木还发现：战舰残骸的碎片没有一块超过3米，大多数碎片都在10厘米到1米之间。他据此推测，蒙古战船可能采用了类似新安古船的一种“鱼鳞式”船壳结构形式。其船壳板之间不是平接，而是搭接的。这种结构在巨浪的拍击之下容易碎裂。佐佐木表示，对沉船遗址的现有研究只是冰山一角，他希望能够借助声纳和探地雷达，得以更深入地了解当时蒙古的造船技艺，进而破解沉船真相。

帝师八思巴

八思巴是藏传佛教萨迦派首领萨迦班智达的侄子，生于1235年。藏族政治家、佛学大师，藏传佛教萨迦派第5代祖师，元代首任帝师。

八思巴出身名门望族，自幼聪慧过人，通晓佛学，相传3岁时就能口诵莲花修法，8岁能背诵经文，9岁时就在法会上给别人讲经说法，故被称为“八思巴”（“圣者”、“神童”之意）。

南宋淳祐四年（1244年），八思巴与其弟恰那多吉随伯父萨班赴凉州（今甘肃武威）谒见蒙古窝阔台汗之子阔端。十一年（1251年），应召赴六盘山谒见忽必烈。八思巴以其渊博的学识和谦虚谨慎的美德，赢得了忽必烈的赏识。他备受崇敬，被尊为“上师”。同年，萨班病逝，八思巴继为萨迦派新法王。自宝祐元年（1253年）随侍忽必烈，忽必烈及王妃、子女皆从其受密教灌顶，皈依藏传佛教。

宪宗七年（1257年），八思巴到佛教圣地五台山朝拜，成为第一个朝拜五台山的藏传佛教领袖人物。

1258年，八思巴参加了忽必烈在开平举行的佛道大辩论，表现出色，这又加深了忽必烈对佛教，尤其是吐蕃喇嘛教和八思巴个人的崇信。

中统元年忽必烈即位后，立刻尊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这意味着藏传佛教已经凌驾于汉地佛教以及其他宗教之上，成为元朝的国教。八思巴还为忽必烈和察必皇后举行了灌顶仪式，灌顶象征着忽必烈与察必完全皈依了藏传佛教。同时，根据道路情况，设置驿站，保证道路的畅通，为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有效控制和施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沟通了西藏与祖国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至元十三年（1276年），由真金太子护送返萨迦，兴办曲弥法会，任萨迦寺第一代法王，僧俗并用，军民兼及，此为西藏实行贵族僧侣统治之始。至元十七年（1280年），在萨迦南寺的拉康喇让圆寂。忽必烈追赐他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为表彰他一生的功绩，忽必烈还在大都为他修建了舍利塔，供人们瞻仰。元仁宗时，又为他修建了帝师殿。

八思巴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奉忽必烈的命令，发明了蒙古薪字，俗称八思巴字或国字。成吉思汗建国前后，曾命人以畏兀儿字书写蒙古语，从而诞生了畏兀儿体蒙文。不过忽必烈对此不甚满意，非常希望能够创制一种代表大元帝国的新文字。八思巴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创造出了新的文字。至元六年，忽必烈下诏书将八思巴字颁行天下，要求“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忽必烈对于推广八思巴字可谓不遗余力。（《元史》卷二百二《八思巴传》）

皈依藏传佛教后，忽必烈十分虔诚。当时元大都的很多建筑以及朝仪、风俗都有藏传佛教的印迹。忽必烈曾命令僧人以黄金为泥，缮写《大藏经》一部，贮以七宝珐琅函，希望流传万世。史载，此次写经耗费黄金三千二百四十四两。忽必烈还在帝师喇嘛们的建议下修建了一批藏传佛教的寺院。

八思巴还经常为忽必烈及皇后、皇子讲经说法，祈福祝寿，广作佛事，佑国护民，皇室则赐予其大量的赏赐。八思巴死后，亦怜真、答耳麻八刺刺吉塔、亦摄思连真、乞刺斯八斡节儿等相继担任忽必烈的帝师，而奉喇嘛教主为帝师作为一项制度，也为后世其他皇帝所沿

袭。

作为佛学大师，八思巴一生著述颇丰，有30多种，传世之作有《萨迦五祖集》。他生前还将内地的印刷术、戏剧艺术等传至西藏，将藏族的建筑和雕塑技术介绍到内地，促进了内地和西藏之间及汉、藏、蒙等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作为政治家，他协助元朝实现了对西藏的统治，为今日中国版图的确立，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科学家郭守敬

讲起元代科技，当然要首先提郭守敬这个人。在北京西城区西海北沿，有问江通祠，1988年改为郭守敬纪念馆。这地方在元代称为“镇水观音庵”，当年郭守敬正是在这里主持元朝全国的重大水利工程设计。

郭守敬，字若思，邢台人。“生有异操，不为嬉戏事”，天生的科学家苗子。郭守敬父亲的名字，从现有的历史记载中已查不出来。他的祖父倒还留下名字，叫郭荣。郭荣是金元之际一位颇有名望的学者。他精通五经，熟知天文、算学，擅长水利技术。郭守敬就是在他祖父的教养下成长起来的。老祖父一面教郭守敬读书，一面也领着他去观察自然现象，体验实际生活。郭守敬自小就喜欢自己动手制作各种器具。有人说他是“生来就有奇特的秉性，从小不贪玩耍”。其实，由于他把心思用到制作器具上，所以就不想玩耍了。

郭守敬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显露出了科学才能。那时他得到了一幅“莲花漏图”。他对图样作了精细的研究，居然摸清了制作方法。

莲花漏是一种计时器，是北宋科学家燕肃在古代漏壶的基础上改进创制的。这器具由好几个部分配制而成。上面有几个漏水的水壶。这几个水壶的水面高度配置得经常不变。水面高度不变，往下漏水的速度也就保持均匀。水流速度保持均匀了，那就在一定时间内漏下的水量一定不变，不会忽多忽少。这样，就可以从漏下的水量指示出时间来了。燕肃留下的莲花漏图，就画着这样的一整套器具。

配制这套器具的原理不很浅显。燕肃所画的图，构造也不很简单。仅仅依据一幅图就想掌握莲花漏的制造方法和原理，对一般成年学者来说也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年纪才十几岁的郭守敬居然把它弄得一清二楚，这就足以证明郭守敬确是一个能够刻苦钻研的少年。

在邢台县的北郊，有一座石桥。金元战争的时候，这座桥被破坏了，桥身陷在泥淖里。日子一久，竞没有人说得清它的所在了。这给来往的人带来了很大的不便，而且严重影响了当时的农业发展。郭守敬查勘了河道上下游的地形，对旧桥基就有了一个估计。根据他的指点，居然一下子就挖出了这久被埋没的桥基。这件事引起了很多人的惊讶。石桥修复后，当时一位有名的文学家元好问还特意为此写过一篇碑文。这时候，年青的郭守敬已经能对地理现象作颇为细致的观察了。那一年，他刚刚2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