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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元世祖忽必烈时期（第5页）

郭荣为了让他孙儿开阔眼界，得到深造，曾把郭守敬送到自己的同乡老友刘秉忠门下去学习。刘秉忠精通经学和天文学。当时他为父亲守丧，在张有读书。郭守敬在他那儿得到了很大的教益。更重要的是，郭守敬在他那儿结识了一位好朋友王恂。王恂比郭守敬小四五岁，后来也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这一对好朋友后来在天文历法工作中亲密合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276年（至元二十年），元军攻下了南宋首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全国统一已成定局。就在这一年，元世祖迁都大都，并且采纳已死大臣刘秉忠的建议，决定改订旧历，颁行元朝自己的历法。于是，元政府下令在新的京城里组织历局，调动了全国各地的天文学者，另修新历。由张文谦等主持成立新的治历机构太史局，太史局由王恂负责，郭守敬辅助。在学术上则王恂主推算，郭主制仪和观测。

至元十五年（或十六年），太史局改称太史院，王恂任太史令，郭守敬为同知太史院事，建立天文台。当时，有杨恭懿等来参予共事。经过四年努力，终于在至元十七年编出新历，经忽必烈定名为《授时历》。

《授时历》是中国古代一部很精良的历法。王恂、郭守敬等人曾研究分析汉代以来的四十多家历法，吸取各历之长，力主制历应“明历之理”（王恂）和“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郭守敬），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态度，取得许多重要成就。

郭守敬和王恂、许衡等人，共同编郭守敬（12张）制出我国古代最先进、施行最久的历法《授时历》。为了编历，他创制和改进了简仪、高表、候极仪、浑天象、仰仪、立运仪、景符、窥几等十几件天文仪器仪表；还在全国各地设立二十七个观测站，进行了大规模的“四海测量”，测出的北极出地高度平均误差只有0。35；新测二十八宿距度，平均误差还不到5‘；测定了黄赤交角新值，误差仅1’多；取回归年长度为365。2425日，与现今通行的公历值完全一致。郭守敬编撰的天文历法著作有《推步》、《立成》、《历议拟稿》、《仪象法式》、《上中下三历注式》和《修历源流》等十四种，共105卷。

为纪念郭守敬的功绩，人们将月球背面的一环形山命名为“郭守敬环形山”，将小行星2012命名为“郭守敬小行星”。

郭守敬为修历而设计和监制的新仪器有：简仪、高表、候极仪、浑天象、玲珑仪、仰仪、立运仪、证理仪、景符、窥几、日月食仪以及星晷定时仪12种（史书记载称13种，有的研究者认为末一种或为星晷与定时仪两种）。

在大都（今北京），郭守敬通过三年半约二百次的晷影测量，定出至元十四年到十七年的冬至时刻。他又结合历史上的可靠资料加以归算，得出一回归年的长度为365。2425日。这个值同现今世界上通用的公历值一样。

中国古历自西汉刘歆作《三统历》以来，一直利用上元积年和日法进行计算。唐、宋时，曹士等试作改变。《授时历》则完全废除了上元积年，采用至元十七年的冬至时刻作为计算的出发点，以至元十八年为“元”，即开始之年。所用的数据，个位数以下一律以100为进位单位，即用百进位式的小数制，取消日法的分数表达式。

雅俗文化交融的元杂剧

元代杂剧是在前代戏曲艺术宋杂剧和金院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戏剧样式。它的最初出现大致是在金末元初，其间它经历了从不完备到完备的发展过程。元杂剧是金元之际多民族文化交流的最佳传媒，在动**岁月中以卖艺为生的青楼歌妓，是引导落魄文人认同以至走上杂剧创作道路的重要中介，以书会才人为主体的作家群参与杂剧创作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出雅入俗的文化认知过程；元杂剧在金元之交的兴盛，并非“毫无前兆”的骤然“进现”，而是一个渐进到突变的过程；市井文人有意识地介入杂剧编演活动，不仅仅是对民间通俗文艺的认知和接受，更重要的是将诗词散曲的抒情功能有机地植入杂剧肌体之中，实现了剧曲由诸宫调之叙事向代言体抒情“革命”性的转换，使元杂剧作为一种以“曲”为本的音乐文学体式得以完善和定型。

到了成宗元贞、大德年间，杂剧的创作和演出进入鼎盛时期。杂剧最初流行于北方，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遍布河南、河北。受方言的影响，它有不同的声腔流派，魏良辅《南词引正》说杂剧声腔有中州调、冀州调和小冀州调。这种北方声腔的剧种，很快流行于全国。元人夏庭芝撰著的《青楼集》记述了元代140多个著名戏曲演员（其中男演员30多人）的活动事迹。《青楼集》成书于至正十五年（1355），后又有增订，其时距元亡不远。它的记述说明元代的杂剧演出由北方发展到南方，遍布各地。成书于元文宗至顺元年的钟嗣成《录鬼簿》中记载的元代后期剧作家也大多活动于南方，这都说明杂剧最后发展成了全国性的剧种。

杂剧开始南移当是在南宋王朝灭亡、元王朝统一全国以后。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八年，即宋亡以后的11年左右，当时在江南溧阳作官的元淮就有诗咏及马致远《汉宫秋》和白朴《梧桐雨》等剧本，这时距元贞元年只有四、五年，而到元贞、大德年间，杂剧已是“举世行”，关汉卿、白朴等人的作品也已是“天下流行”了。元杂剧繁荣的过程中，出现了众多的作家和作品。在元代的各类文学作品中，杂剧作品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最为广泛。在元代各类文学作品中，也只有杂剧作品取得的成就最高。元代杂剧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比以前的文学较广泛而深入，尤其突出的是一些社会地位低下的普通人民普遍地被写入作品，乃至成为主要的正面人物形象，扩充和提高了宋代话本在这方面开拓的新领域。

到了明代中叶以后，杂剧的演唱逐渐失传，顾起元《客座赘语》中说：“南都万历以前，公侯与缙绅及富家，凡有宴会、小集多用散乐，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若大席，则用教坊打院本（即演杂剧），乃北曲大四套者”；“后乃变为南唱……大会则用南戏。”据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在万历以前杂剧演唱已经罕见，他于嘉靖末年聘请当时唯一精通北曲的老艺人顿仁教授女伶唱元杂剧；还记顿仁说：“此等词（指杂剧）并无人问及。”到了清代乾隆末年，叶堂《纳书楹曲谱》所收的可唱的元人杂剧（包括元明之际的作品）计有15种。这15种杂剧大抵每种只能唱一、二折，能够演出的更少。在能演出的折数中，以关汉卿的《单刀会》第三折（“训子”）和第四折（“单刀”）最为流行。但戏曲史家认为《纳书楹曲谱》所记乐谱（工尺谱）已非元杂剧原来唱法，而是所谓“元曲昆唱”。在元杂剧演唱方法失传或基本失传的同时，剧本也大量地散佚了，但流传下来的仍有不少。有关杂剧作家、作品的著录，自元末就开始。钟嗣成《录鬼簿》著录作家152人，作品450余种。贾仲明《录鬼簿续编》补充著录元明之际的作家71人，作品156种。到了明初，杂剧剧本还保留很多，李开先《闲居集·张小山小令后序》记载：“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从现存元杂剧中不少来自明代“御戏监本”和“内府本”这一迹象来看，李开先说法或许有所根据，而“一千七百本”中当有大量杂剧剧本。洪武时候的一位“亲王”，朱元璋的儿子朱权著《太和正音谱》，就著录了元代以及元明之际杂剧作家191人，作品560余种。李开先还说他藏有杂剧千余种。自那时以来，大量散佚，今存作品约计只有李开先所藏的四分之一。由于文献资料的缺少和鉴别作品的困难，

管道升，元初吴兴人，字仲姬，号栖贤山人。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元著名诗人，著名书画家。

管道升二十八岁那年嫁与大书画家赵孟頫，两人意趣相投，心心相印。管道升也能诗词书画，尤善绘梅竹，笔意清绝，曾给太后画过一幅墨竹，太后极为欣赏，封她为魏国夫人。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曾在《拟古四十首》诗中对赵孟頫和管道升的知己式婚姻深表羡慕“吾怜赵松雪……亦有同心人，闺中金兰契。书画掩文章，文章掩经济。得此良已足，风流渺谁继”。

管道升是湖州吴兴（今浙江吴兴）人，和赵孟頫是同乡。管道升的父亲叫管伸，据说喜欢任侠尚义，说不定是个江湖大佬、帮会首脑之类的人物。不过管老爷子虽然英雄，但膝下却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大的叫管道杲，小女就是管道升，所以管道升又有一个名字叫管仲姬。

管道升自幼聪颖慧敏，性情开朗，仪雅多姿，有“翰墨词章，不学而能”（《魏国夫人管氏墓志》其夫赵孟頫撰）之称。尤其精擅书画。她写过才女苏蕙做的《璇玑图》诗，见者称“五色相间，笔法工绝”。她在湖州瞻仰佛寺时在一堵粉墙上画了《竹石图》一幅，高约丈余，宽一丈五六，巨石以飞白手法画成，墨竹亭亭而立、栩栩如生，一时间引得四方游人蜂涌而至，将该寺的铁门槛踏得锃亮。所以管道升未嫁之先，才女的芳名就传遍了江南。但是管道升是家中的小女儿，管老爷子又没有儿子，自然更是视其为掌上明珠。有的资料说管老爷子挑来挑去，等到管道升都28岁了，管老爷子才选了赵孟頫当她的夫婿。

赵孟頫并非寻常之辈，管老爷子选来选去，挑了赵孟頫作婿，还是有眼光的。其实赵孟頫的出身按说是很“高贵”的，据说是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秦王赵德芳（也就是评书中的八贤王）之后。他的父亲赵与告官至户部侍郎兼临安府浙西安抚使，本来家境相当不错，但赵孟頫十一岁时父亲便去世了，家中就逐渐败落。虽然不至于有上顿没下顿，但也完全败落了，就像刘备贵为中山靖王之后也当个卖草鞋的小贩一样。不过管老爷子认为他日后“必以为贵”，看来眼力还是相当不错的，赵孟頫后来的名气比他夫人大得多。

有学者认为赵孟頫与南宋著名画家赵伯驹、赵伯骕是直系亲属关系，可是新近的研究表明，他们之间很可能只是远亲。

除了世系的关系不论，赵孟頫的绘画受到赵伯驹、赵伯骕的影响还是能够确定的。不久前在北京故宫武英殿书画馆展出的《万松金阙图》卷，描绘江南湖畔松岭楼阁，笔法精细繁复，格调柔丽雅洁，是一幅与一般青绿山水有所不同的作品，显示了南宋皇家贵胄新的审美情趣。在多人的题跋中，赵孟頫的五行行书跋语居首，他应该是首先将这幅画定为南宋赵伯驹手笔的人。虽然这件作品是否出于赵伯驹之手，曾遭到后来包括徐邦达在内的很多人的怀疑，但至少表明了赵孟頫对赵伯驹、赵伯骕画艺的推崇和受其影响的确定性。赵孟頫的跋语认为二人的作品“清润雅丽，自成一家，亦近世之奇”。这件作品明显影响到他对于《鹊华秋色图》的创作。

管道升与赵孟頫夫唱妇和，琴瑟相悦。当然，他们也是平常夫妻，也会为一些事情产生分歧，可他们的处理方式不同于常人。赵孟頫与管道升的爱情生活中曾有一段有名的插曲：赵孟頫地位升高后打算娶一房姬妾，便写了一首小词调笑自己的妻子管夫人：“我为学士，尔做夫人，岂不闻陶学士有桃叶桃根，苏学士有朝云暮云，我更多娶几个吴姬越女，何过分。你年纪已过四旬，只管占住玉堂春。”管夫人一看，也回了赵孟頫一首词：“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赵孟頫看后十分感动，于是打消了纳妾的念头。

管道升和赵孟頫夫妻和睦，大儿子名赵雍。赵雍后来在书画上也成就非凡，其实幼儿早年的教育，多数都是依靠母亲来完成的，赵雍的书画才艺虽然不能说完全得自于他母亲管道升，但是管道升的早期教育替他从事书画艺术打下了基础，也是无庸置疑的。受此影响，管道升的儿女赵雍、赵奕，以及孙子辈的赵凤、赵麟等都是有名的画家。当然成就最高的是她的外孙王蒙，他是元代四大画家之一。

据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赵氏一门三竹图》，为纸本质地，绘水墨竹三段。第一段长108厘米，为赵孟頫所画，竹枝茂密，用笔沉着稳健，右上方题有“秀出丛林”四字，第二段长57厘米，为管道升画的，用笔尖劲有力，右下角自题“仲姬画与淑琼”字样，第三段长65厘米，是儿子赵雍所画，竹枝用飞白法，行笔强健有力。这三段墨竹虽然裱成一卷，但不是同时创作的，是后人收集起来裱在一起的，管道升的这幅画，为中国古代女子画作中现存年代最久远的一幅，上面有诸多名人的题跋印章，堪称国之瑰宝。

无独有偶，在书法作品上也有赵氏一门群体创作的作品，皇帝元仁宗曾特意命管道升书写了《千字文》一卷，并敕令玉工琢磨玉轴，送到秘书监装裱收藏。又命赵孟頫也写了一篇，结果赵孟頫用六种字体写就，也就是现在我们好多书法爱好者还经常临写的《六体千字文》一帖，接着又让他们的儿子赵雍也写了一卷，将他们一家三口的墨宝收藏在一块。

马可·波罗来华

马可·波罗，世界著名旅行家和商人。1254年生于意大利威尼斯一个商人家庭，也是“旅行世家”。他的父亲尼科洛和叔叔马泰奥都是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还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和叔叔到东方经商，来到元大都（今天的北京），并朝见过蒙古帝国的忽必烈大汗，还带回了大汗给罗马教皇的信。他们回家后，小马可·波罗天天缠着他们讲东方旅行的故事。这些故事引起了小马可·波罗的浓厚兴趣，使他下定决心要跟父亲和叔叔到中国去。

1271年，即马可·波罗１７岁时，父亲和叔叔拿着教皇的复信和礼品，带领马可·波罗与十几位旅伴一起向东方进发了。他们从威尼斯进入地中海，然后横渡黑海，经过两河流域来到中东古城巴格达，从这里到波斯湾的出海口霍尔木兹就可以乘船直驶中国了。然而，这时却发生了意外事件。当他们在一个镇上掏钱买东西时，被强盗盯上了。这伙强盗乘他们晚上睡觉时抓住了他们，并把他们分别关押起来。半夜里，马可·波罗和父亲逃了出来。当他们找来救兵时，强盗早已离开，除了叔叔之外，别的旅伴也不知去向了。

马可·波罗和父亲、叔叔来到霍尔木兹，一直等了两个月，也没遇上去中国的船只，只好改走陆路。这是一条充满艰难险阻的路，是让最有雄心的旅行家也望而却步的路。他们从霍尔木兹向东，越过荒凉恐怖的伊朗沙漠，跨过险峻寒冷的帕米尔高原，一路上跋山涉水，克服了疾病、饥渴的困扰，躲开了强盗、猛兽的侵袭，终于来到了中国新疆。一到这里，马可·波罗的眼睛便被吸引住了。美丽繁华的喀什、盛产美玉的和田，还有处处花香扑鼻的果园。

马可·波罗他们继续向东，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来到古城敦煌，瞻仰了举世闻名的佛像雕刻和壁画。接着，他们经玉门关见到了万里长城。最后穿过河西走廊，终于到达了上都—元朝的北部都城。这时已是1275年的夏天，距他们离开祖国已经过了四个寒暑了！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向忽必烈大汗呈上了教皇的信件和礼物，并向大汗介绍了马可·波罗。大汗非常赏识年轻聪明的马可·波罗，特意请他们进宫讲述沿途的见闻，并携他们同返大都，后来还留他们在元朝当官任职。

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他盛赞了中国的繁盛昌明；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宏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等等。书中的内容，使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无限神往。

１７年很快就过去了，马可·波罗越来越想家。1292年春天，马可·波罗和父亲、叔叔受忽必烈大汗委托，护送一位蒙古公主到波斯成婚。他们趁机向大汗提出回国的请求。大汗答应他们，在完成使命后，可以转路回国。

1295年末，他们三人终于回到了阔别二十四载的亲人身边。他们从中国回来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威尼斯，他们的见闻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他们从东方带回的无数奇珍异宝，一夜之间使他们成了威尼斯的巨富。1298年，马可·波罗参加了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同年9月7日不幸被俘。在狱中，他遇到了作家鲁思梯谦，于是便有了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梯谦记录的《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行纪》的主要内容是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游纪实，兼及途径西亚、中亚和东南亚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全书以纪实的手法，记述了他在中国各地包括西域、南海等地的见闻，记载了元初的政事、战争、宫廷秘闻、节日，游猎等等，尤其详细记述了元大都的经济文化民情风俗，以及西安、开封、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杭州、福州、泉州等各大城市和商埠的繁荣景况。它第一次较全面地向欧洲人介绍了发达的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国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

从《马可·波罗游记》一书问世以来，７００年来关于他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一直不断有人怀疑他是否到过中国？《游记》是否伪作？

早在马可·波罗活着的时候，由于书中充满了人所未知的奇闻异事，《游记》遭到人们的怀疑和讽刺。关心他的朋友甚至在他临终前劝他把书中背离事实的叙述删掉。之后，随着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对东方的知识越来越丰富，《游记》中讲的许多事物逐渐被证实，不再被目为荒诞不经的神话了。但还有人对《游记》的真实性发生怀疑。

直到１９世纪初，学术界开始有人站在学者的角度批判此书，并质疑马可·波罗。德国学者徐而曼是最早提出马可-波罗根本没有到过中国的论证，认为所谓他在元朝17年的历史完全是荒诞的捏造，为游记而编排拙劣的教会传奇故事，是为了传教士和商人的利益，借以激发感化蒙古人的热情以便到中国通商而创作的。并且说，波罗一家最远不过到达大布哈里亚（Bucharia）境内，关于蒙古帝国的情况是从曾到过该地的商人们口中听来的；关於印度、波斯、阿拉伯及埃塞俄比亚的叙述则抄自阿拉伯著作。１９６５年，德国汉史学家福赫伯则列举了许多疑点，如扬州做官、襄阳献炮等疑点加以印证。１９７９年，美国学者J。W。Haeger（海格尔）翻检《马可·波罗游记》全文，撰成《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内证中看到问题》一文提出质疑。１９８２年，英国《泰晤士报》发表了英国学者as（克雷格·克鲁纳斯）《探险家的足迹》的一文，提出四条疑问对波罗到过中国一说提出质疑。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学者也有不少人质疑马可·波罗。不过都是写些短文或在其他论文中附带提及。1995年，英国学者FrancesWood（吴芳思）博士经过多年研究，把所有的疑问写成了一本书《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而成为“怀疑论者”的代表。

以前，我们只好作善意解释，假定（姑且认为）他还是到过中国。”法国的东方学家伯希和虽然花费了很多时间为《马可·波罗游记》作了大量的注释，但对马可·波罗书中的疏失也是表示谅解的，基本承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