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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鸟的翅羽藏在风中（第1页）

众鸟的翅羽藏在风中

◎马伟

——同心诗歌研究

一、同心诗歌创作概述

2017年10月13日，中国诗歌学会在宁夏同心县举行授牌仪式，授予同心县“中国诗歌之乡”的称号，这是全国第十三个获得该称号的县，也是宁夏首个获得该称号的县。在中青少诗人的共同努力下，同心诗歌欣欣向荣。诗人们将文化地方性和民族现代性紧密结合，体现出了一种特殊的风格，杨梓对马占祥的诗歌有句评论：“苦守与袒视”①，这也同样适合于同心诗歌。

目前，关于同心个体诗人的讨论还是比较多的，中国诗坛讨论了90后诗人马骥文，宁夏诗歌界讨论了马占祥，杨梓、张富宝、苏涛等人对同心诗歌有相应的评论，多以对比方式呈现。但还缺少专门以同心诗歌、同心诗人为对象的评论。

“以诗歌为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宁夏诗歌在这一时期所取得的成就一点儿也不亚于宁夏小说的成就，只不过在主流媒体的声音与现行的评价机制中，它被严重忽略和遮蔽了。”②作为宁夏诗歌的一部分，同心诗歌更是没有引起重视。本文力图重视地域文学的价值，将其历史性与文化价值彰显出来，将其人文性和学术价值展现出来，目的在于探究同心县当代诗歌在宁夏诗歌史上的价值和影响，意义在于研究同心县当代诗歌的整体风貌和创作过程。

同心诗人的当代诗歌创作早就随着改革开放而生根发芽，20世纪80年代起，杨少青以“花儿”为中心创作了大量叙事长诗，于1994年出版了花儿叙事长诗《豫海英杰》，2006年出版了新花儿作品集《大西北放歌》。潘春生以种地、打工为脉络创作了大量的生活化诗歌，于2009年出版了《在农历的筋脉上穿行》，等等。但真正的发展是随着《同心》文学杂志在2007年的创刊而开始的。之后，“同心诗社”的成立更是引导同心诗人开始凝聚，并自觉认同“同心诗歌”这一旗帜。

同心诗歌目前主要发表在《同心》刊物以及“同心文艺”和“同心本土诗人（同心诗社）”等微信公众平台上。不少诗人也开通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展示诗歌，如马占祥的“半个城”等，同心县诗歌专栏见于宁夏及其他省区的文学刊物上，如青海的《湟水河》在2018年第四期（大雪卷）中的《同心》专栏推出了马泽平、周瑞霞等九位诗人的诗歌等。部分优秀诗作被选登在《诗刊》《中国诗歌》等刊物上。同心诗歌的创作成就不仅在于获得了区内外的认可，还在于它本身努力呈现出来的优秀，如马占祥出版了四本个人诗集，马骥文出版了两本个人诗集，马泽平出版了一本个人诗集，马晓麟出版了两本个人诗集，等等。

《众鸟的翅羽藏在风中》是2019年3月《同心》诗歌专刊刊发同心诗歌的栏目名，象征着同心诗人的诗歌创作现状。同心诗人目前在县文联的带领下以同心诗社为阵地，在《同心》刊物和“同心文艺”微信公众平台上大量发表诗歌。目前，同心诗人中发表作品较多的有民冰（马成荣）、马晓麟、谈笑有鸿儒（马鸿儒）、余生成、丁永贤、周占忠、马敦海、雨中印记（杨宗林）、马东清、王学军、马科、马超、张伟、卢三鑫等人。女性诗人有周瑞霞、吴玲、瑶草（张桂萍）、杨桂香、马彩芳、凡姝（马相红）、香山红叶（锁桂英）、田淑兰、陆小梅、马芳、苏芯、马海莹、马存梅、海永霞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所提的同心诗歌主要是基于地域的划分，绝未将其上升到风格和流派。

同心诗歌以群体站在宁夏诗歌之中，为他人解读宁夏诗歌提供了一个鲜明的视角，展现了地域诗歌的价值。同心诗人的诗歌创作是极为丰富的，总体上是多产的，但个体的作品量还是不够多，尤其是精品诗歌较少。这些诗歌意境优美、取材独特，在语言上颇具匠心，但耐读性不够，鲜有可以代表同心诗歌加以评论的作品，但于表现诗人自己的诗心而言，还是大有意义可言。“对生命的最初时光的贪恋以及对日常生活的诗意呈现，无不体现出宁夏作家对传统文化的诗意关照，其作品中对普通大众的温情注视以及对善美的崇尚与守护，更具有一种摄人心魄的力量。”③朴素生活的力量往往震撼人心，同心诗歌也不缺少这些大量表现普通生活中认识和思考的诗作。

同心诗人对生活的敏锐感知令人欣喜。民冰的《悲秋》中表达出了一个诗人在自然中的敏感和深情：“活在世间幸运的是体验和见证了这个世界的动感和光彩悲哀的是我没有复活一棵草木的能力”。“幸运”和“悲哀”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写下的词语，但是，连缀在“世界”和“草木”之间便是一个诗人的得意了，“复活”一词更是升华了全诗的情感，带有生命意义的思考和悲悯意义的问答将诗歌的艺术内涵展现出来了。但是，这首诗歌的极致不仅于此，它的题目是《悲秋》，但它全诗未提一个“秋”字，这正是它展现极大的“悲凉”的深刻。同心诗人的一些诗歌中存在着令人惊叹的精巧，周瑞霞的《角落》展现了一位女性诗人在这样一个创作环境中的心境，“一只蜘蛛和我有同样的喜好一处避世的墙角它和我分别占据了上下角它忙着织就一张寂寞的网而我等着落入它织好的网中”。“一处避世的墙角”似乎指的是同心这个偏安一隅的小地方，或者是这块不被人注意的文学领地。偏僻并没有给诗人带来荒凉，反而是一份难得的安静，于是诗人“等着落入它织好的网中”，这种心甘情愿是自发的欢喜，于是诗人便在开头点名这是一种“喜好”。这首诗的巧妙就在于让读者陷入开头设置的意象，然后在诗人解释清楚后又不得不再读一遍，从而获得完整的理解，这首短诗的魅力就在于这种挑逗带来的深入理解。还有马晓麟那些充满理想主义的诗歌，等等。

对于同心诗歌来说，“灯一盏一盏地亮了”。

二、同心诗歌的创作特色

（一）黄土与清水

诗歌的语言无论多么含蓄或简约，归结到底还是需要依托实际事物，但一个事物的反复出现显然是不符合语言的个性的，所以多借助其他意象进行表达。无论是“山”“草”“古堡”还是“村庄”，都是黄土的一种形式；无论是“河”“花”“浴室”还是“河滩”，也是清水的一种形式，这像是一种涂抹不掉的底色，或者可以说是同心诗人的本色。诗人们就在其间享受、挣扎和选择，黄土象征坚实，也带着贫穷，清水象征着清洁，也带着清苦，给诗人以最辽阔意象的同时，也带来无限重复和无限可能，如何精心选择和设计，才能避免它的固有印象，于是展现诗人感官和视角下那个独特的体验，就成了一个容易思考却不容易实现的艺术路线。

黄土，贯穿了历史与现实。环境是一个诗人获取灵感和素材来源最直接的地方，这上面的人和情给了诗人最基础的情感体验，无论是大到黄土高原的环抱，还是小到一抔沙土的拥有，都是基本的架构。“旱天岭”“芨芨草”“红柳”“山”“城”“风”等，都裹挟着历史的洪荒而来，直直地站在你面前。同心，能带来这样感觉的地方太多了。

精神是一个诗人个性表达和风格形成最神秘的地方，无论是自己感悟到的美学，还是书本上得来的哲学，都是可以加工成诗人自己的诗学，这是诗歌创作的动力。从百里清水河的流淌到三升清水的沐浴，象征意义又多了些柔软的部分。“喊叫水”“沙枣花”“水窖”“河”“湾”“雨”等，都满怀着生命的希望对视，悲悯地看待生命的生长与归途。同心，能引发这样的情绪太普遍了。

吴玲写道：“我做了原野上的牧人你做了山间的清泉清晨你与我同饮傍晚你与我共眠我以为我们相隔世纪其实咫尺天涯你不想我流浪却陪我奔跑”（《牧人》）。诗人放牧即在牧心，通过反复强调陪伴，实则突出了流逝，水的奔跑是从不回头的，但诗人的流浪却充满不舍。分析其创作来源，旷野上流浪而非远足体现了诗人扎根黄土地，这是一种不曾发觉但确实存在的联系，诗中可以明显看出“清泉”是一种无法割舍的情感寄托，“同饮”“共眠”这种无法做到的事情恰恰凸显了诗人的向往。从黄土到清水架构起同心诗歌的天地，这二者共同构成了同心诗歌创作的典型话语。它们在同心这个地方并不存在对立，反而给文化提供了无数可能性和丰富性。如苦守与袒视，黄土的苦守，黄土的袒视，清水的苦守，清水的袒视，等等，在地域和民族等方面，每一种搭配都有意味深长和意犹未尽的妙用。从熟悉的地方，由生活语言中提炼出来诗歌语言，是“三马”（马占祥、马骥文、马泽平）早期作品涉及最多的题材，也是成长中作家反复书写的素材。从这上面衍生出来的文化新潮和西方美学才有了可能性。最具有典型性的就是马泽平。

（二）沉缄与呐喊

中国诗歌传统，在《诗经》和《楚辞》的基础上形成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在地域上和时代上形成的同心当代诗歌显然是立足于中国诗歌文化，其情感和风格都在大文化环境范围里，但又有着自己小小的个性。杨梓提到宁夏诗歌“书写地域而歌咏民族”④。当诗歌具有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地域特色之后，才具有独特的审美情感。但关于形成，话语权最大的还是诗人自己。如何真实地表达同心诗人创作风格的形成，恐怕还是要从诗人自己的经历和后期文联的领导说起。诗人本身所围绕的生命性和成长性是不用多说的，但是形成一股力量时，那种对神秘的探索、追加和理解，是语言诗性的重要来源，是别人所不了解的同心地域文化及民族风俗。至于其诗歌所呈现出来的神性以及读者所感受到的人性，是基于神秘语言的组织而深含的韵味。这种从“生”到“死”的系列思考，已经带有了独特的神秘感和艺术感。

沉缄是诗人面对荒原上的一株孤草而产生的对生命意味的思考，是面对城市里的万家灯火而产生的对生活意义的反思。呐喊是诗人面对一株荒草下的荒原而生成的对豪迈情怀的高歌，是诗人面对万家灯火构成的城市而生成的对现代文明的感叹。万般思绪，都是诗人和环境的交互感受，将本来固定的环境写出了不同的面貌。不过，这在诗人个体的表现上还存在着较大差异。马占祥似乎对荒山间站立感兴趣，其诗歌创作往往是荒野之间，但这并不影响他对沉缄与呐喊的应用，他可以写出“第一声啼叫从清晨开始接着一个个清晨嘹亮而清晰地从邻居家的大红公鸡口中溅出”（《清晨是邻居家的一声鸡鸣》），“它开一次生命就被灼伤一次十二朵依次开放我甚至看到周围火红的气流以及巨大的炸裂透过耳膜直达心房”（《花开的声音》），可以写出“大地上的雷声”，也可以写出“为祖国放歌”。他选择的是那种震破庸常的声音，如果现实没有，那么他便扩大或者制造这样一种巨大的响声，然后突然熄灭，巨大的反差正是他所想要表达的激**和落寞。马泽平似乎对城市间穿行感兴趣，其诗歌创作多与生活相关，这同样不影响他的沉缄与呐喊，他可以写出“烟囱是独立的仰望其上星宿并不言语只有余光冷彻苍茫大地”（《界河》），可以写出“哦，这是鸽子，这是松木枝，这是墓地我们手挽手，哭得多么整齐，我们没有台词到死也没有喊出那个名字”（《呓语》），甚至可以写出《欢歌》组诗。他同样将极致的情感写进极致的诗歌语言中，要么冷漠至死，要么在末日之时微笑。不过，诗人大体还是忧郁的使者，同心诗人写得最多的，还是呢喃般的语言。这种更倾向于沉缄的诗歌创作倾向，一方面是文化使然，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了认知局限。

三、同心诗歌的艺术价值

（一）人性与诗性

同心诗歌使评论家们感到最惊奇的地方大概就是它在诗歌艺术语言上呈现出的那种独特气质，甚至能够突破和掩饰语言诗化上的不足。其独特气质体现在语言诗化过程中所呈现的自然与纯真的状态，配合诗人神秘的精神世界，就具有了独特性。也许正是过少地受诗歌体式和韵律的束缚，选择了在无意识的节奏中跳舞和歌唱，从而无限地接近诗歌语言艺术的根本——人性和神性的声音。诗人们将这种无意识声音诉诸笔端，借以表达缄默和呐喊。从情感上来讲，这种声音是诗歌的灵魂和生命。朴素的表达被称为口语性艺术，赵彬在《新诗的语言和形式》一书中提道：“正是**的力量使语言成为可以脱口而出的口语性艺术，成为诗，因此口语性是诗歌的本质属性。”⑤

语言是自然诗歌，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些语言写下来就是自然的诗句。目前，同心诗歌语言中存在着文白驳杂的问题，一些诗句读起来颇有些尴尬。熟悉感的消失源自创作过程的不自然，即一首诗并非一气呵成，而是多次拼凑，这并非自由。对于地方性诗歌创作而言，过度追求诗性，一则存在文化障碍，二则会丧失一部分特性，正是特性的存在——同心方言在诗歌中的存在，才使得同心诗歌有明显的标识感，是“我之所以为我”般的存在。过度忽视诗性，也会丧失其走出去所必需的艺术价值。所幸，同心诗歌注重人性与诗性，在坚持底色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并在韵律、诗体等方面着重培养。在此，我们需要指出的是：“韵律是自由的必然性结果。”⑥

马占祥选择的方法是理论加讨论，从而磨合出一种适合诗人自己的语言。他对诗人的建议是每一个段落的划分、每一个句子的拆分、每一个标点符号的去留都是需要仔细斟酌、认真思考的。艺术，是必须要精益求精的，诗歌尤为如此。诗歌创作，尤其是地方性诗歌创作，需要清醒的观察者和领导者，从而诗人可以领会如何促进人性与诗性的平衡。

（二）民族与世界

“一个人，该如何拯救自己？并使生命不再成为那持续陨落的一瞬？……一个民族是他自己的拯救者，也是行刑人当又一轮新月升起，那庆祝的难道不再是篝火前闪动的身影？而是虚无？”（《叙利亚之死》）人性的悲悯突破了民族之间那点薄得可怜的隔膜，虽然未曾亲听惨叫，也没有目睹尸体，在诗歌领域仅仅思考同而为人的生命价值，这种以生命为思考对象的高度无声地回答了所有关于民族和世界的争论。因此，同心诗歌在纠结于选择时便有了一个可以借鉴、可以反思的范本。马骥文是90后同心籍诗人，他虽然是一名青年诗人，但是他在“民族与世界之间”的诗歌艺术探索道路上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在京期间所展现出来的诗歌创作力超越同心本土诗人，其诗歌艺术风格瑰丽丰富，在极大保留着民族性的同时，也展现了世界眼光。

“我们接触的好期刊还是太少、太迟。”这是同心诗人的感叹。他们在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在诗歌创作上的地域和民族局限后，热切地渴望新的诗歌理论和诗歌作品。同心诗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目标让他们激动不已。于是，他们每个人都或大或小地踏出了这一步。

除了马骥文以外，其他诗人还处在初步的探索过程中，甚至可以毫不客气地讲，他们只是在代入西方符号。这种简单地代入是将西方素材融入自己的诗歌当中，他们将自己对西方世界感觉到的诗性书写出来，颇有一种西方诗的既视感。无缘去西方一游的诗人也会写一些遐想。但是，这些诗歌都是探索性作品，关于同心诗歌世界性的问题，在艺术性和理论性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心诗人对于“世界性”更好的理解应该建立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的文化交流基础上，更好地承担起沟通当地文化和民族文化的责任，而不是一味地书写外国文化和填写外国符号。

通过马骥文的诗歌，我们可以发现，民族间平等的交流更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去观察、发现和书写。我用我的语言去书写你的生活，我的感悟才是一种比较良好的状态。民族性是探索世界性的前提和基础，只有把握好自己的艺术基础，才能在世界诗歌文化之林中迎接那一束不刺眼的光。

四、马占祥、马骥文、马泽平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