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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春（第2页）

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才明白那天买来的这两本书对我有多大的意义，尤其是最后一本。

谢谢老天！它让我知道了加缪。

总之，经过了最初的两三个月后，我对于如何完成学业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我不打算接受这种照本宣科的教育，我要尽可能地去学习一些有价值的东西。除了文学创作之外，还有其他有价值的东西吗？有的，关于音乐、关于绘画、关于哲学，关于所有有助于启发我们探索人生和宇宙真谛的学科，我对它们一无所知。既然课堂不愿意传授我们这些东西，那我就自己去学习吧。

除了按时上课，我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业余时间，听讨论，逛旧书店，泡图书馆，参加一些朗诵比赛，这些活动开阔了我狭窄的视野，也给了我相当多的启发。当时大学里流行着这么一句口头禅：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这句话使用的范围很广：如果你翻阅一本慕名已久的名著，临了却发现它对你的思想没有任何启迪，这句话就可以用上；如果你胸怀景仰去倾听某位名人的演讲，结果却发现对方是个俗不可耐的家伙，这句话可以用上；如果你兴致勃勃地去参加一次朗诵比赛并且现场发挥得很好，最后却发现得奖的是个结结巴巴的南方人，你又会作何感想？是不是又应了那句话？从表面上看，这句话仿佛真是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牢记住它，你就可以免于受骗或过多失望，就可以“成熟”起来，冷眼看待周围的一切……然而你静下来细想一想，就会发现这句话有毛病，是不是所有的情况都适用于这句话呢？未必。举读书的例子：我在中学的时候就知道司汤达写过一部名叫《红与黑》的名著，因为当时中学的教育思想很保守，所以一直把此书列为禁止阅读的作品，无缘见到。来到大学后，我着手翻阅的第一部长篇便是《红与黑》，司汤达高超的人物描写简直令人拍案叫绝。坦率地说，我是抱着一种对名著的仰慕来读此书的，而阅读的结果并没有令我感到失望。当然在读其他的名著时也有例外，比方《战争与和平》和《静静的顿河》。开始写得极为精彩，而越到后来，作家的笔力渐趋失控，描写趋于琐碎和杂乱无章，你不禁要为萧洛霍夫这个人感到惋惜，他是真不行了，再没有一点生气了。这却恰恰又从另一方面证实了我对问题的领悟：希望不是多余的东西，而失望也并非源于我们对事物的良好愿望，失望之所以产生在我们心中，是由于在我们身边，似是而非的东西太多了，虚伪骗人、冠冕堂皇的东西太多了，它充斥于我们的生活，随时准备对我们的心灵进行伤害。有时我们发现了其中某些部分，从而对人类创造出那么多赝品感到惊讶，失望便油然而生，因为此前你一直没想到周围生活中有那么多虚假的菌类悄悄滋长。

大学是一个小小的社会，虽然它外表笼罩着一种宁静的氛围，一种学术的、沉思默想的气氛，可是比起更为单纯的中学来，它毕竟要复杂多了。我们刚刚步入青春，一下子就接触到这么多新奇的东西，许多事自然不是旧有的思维方式所能理解的。有的人因此变得怀疑，变得冷漠，甚至轻视起自身原先的价值观来，“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这句话就是这种情绪的一个反应。由失望而否定希望，这是年轻人最易犯的幼稚偏激症，它进而导致了一种消极的悲观哲学或者市侩哲学，许多人得过且过、不负责任的生活态度就是这样形成的。

不仅仅是在学生们，这个年龄段的每个人都会遇到类似的困惑。怎么说呢？我很遗憾许多德育方面的学者和教师没能从这个角度对青年们作一番阐述和解释。

我们当时很艰难地摸索着、观察着、思索着身边那些貌似琐碎的事物，辨识着真诚与虚伪，真理与谎言。我们回顾过去，发现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深埋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暂时对它们还无法予以根除，但我们却可以从自身做起，防范它们在这儿重演。我不止一次注意到商店售货员工作时那种冷漠。一个人走到柜台前表示要买东西，三个正在闲聊的女售货员中有一个很不情愿地走过来。顾客指了指柜台下的某一种香烟，交了款。售货员拿出一包放到柜台上，找回零钱然后去照应别的买卖。这时，顾客发现自己手中那包烟是经过挤压的，表示希望能换一包，结果他发现自己的叫喊激不起任何反应。售货员已经回到原来的谈话中，顾客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柜台前，表情尴尬，最后终于愤愤离去。这一幕场景在大大小小的商店里都能见到，大部分人已经见怪不怪了。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售货员无视作为她同类的顾客的请求，拒绝更换商品，同时也拒绝解释原因，这本身就包含着这样的一种意图：她试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作为人的她的顾客的身上。顾客的意愿对她来说是不存在的，顾客的到来只不过是为她提供了一个实施自己行事方式的机会。她不是为顾客服务的，顾客却在某个范围内无条件地服务于她，满足她的强力意志。在这位女售货员面前，顾客是一次机会，是遵奉她意图的机器，顾客是什么都行，他就不是一个人。

因为顾客不是一个人，所以女售货员也就可以在一个范围内为所欲为地推销出她的商品，而用不着去考虑对方的任何意见。这种漠视对方存在的技艺确实是高超的，是在长期的对某一事物的反复完成中练就的。这很残忍。这种对待他人及世界的处世原则是不合乎人道法则的，同时也是缺乏人性的。这种原则只会助长人们行为中的某种倾向，即不尊重他人。

但是，更可怕的却不是这一点，可怕的是当你把这番道理以及这种行为的后果讲述给女售货员或那位顾客听时，他们很可能会表现得极其惊讶和疑惑：“有这么严重吗？”“我可从来没这么想过。”“是不是小题大作了？”……我们生活中的种种不良行为和思想就是这样滋长起来的。

对这种琐事的观察往往使你更能深切地体会到国民性的问题。鲁迅先生五六十年前的文章依然对生活有着指导作用。抚今追昔，我们不禁对半个世纪前的文学大师和思想家心向往之，鲁迅、郁达夫、老舍、曹禺这些人……

从现实升华到形而上的思辨，从眼前追思到历史，有时会忍不住找到别人交流看法，得到的反应是不同的：伊沙会冲口而出说出自己的观点；桑克会一面看书，一面对你的论证报以不太明确的赞同；侯马则有时会与你争一下，实在争不出结果，但会扔过来一句令你哭笑不得的话做结尾：“你这样看又咋样？咋也不咋。”……

三

课余之际，有时大家便去女生宿舍坐坐，为某位同学祝贺一下生日，借此吃一顿。有时是出门看电影。朋友们中有不少开始谈恋爱，出双入对。伊沙那时也开始此项艰巨的事业，不过仍不失诗人风度，晚上回来，便往被子上一倚，开始写诗。要不，就是念顾城、北岛和梁小斌的诗句。那时朦胧诗正值它的巅峰时代，校园里在卖一套北大出的《新诗潮诗集》，5块多钱，伊沙买了一套，没多久便读掉了皮儿。有一天我听伊沙在**读“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忙问作者是谁，答：“北岛。”我找来原诗看了，大喜。原来除了郭沫若那种写法，诗还能这么写！那么诗这种东西还算有点意思。这时大致已是85年的深秋了，我对诗的兴趣可能就是从此开始的。后来又知道了舒婷、顾城、梁小斌、江河、杨炼……并且读了他们的创作谈，得知了他们曾受益的一些作家的名字：艾略特、洛尔迦、惠特曼、聂鲁达、埃利蒂斯、艾青、穆旦等等。

守着一些诗人朋友，听他们整天谈诗论道的，多少也受此影响。孙立新和伊沙对我进行启蒙，讲什么是“意象”，推荐了艾略特。后来我去图书馆找到了裘小龙的译文，通篇抄了下来，小本子足有十几页。

中国诗歌读得仍不多。我原先喜欢李白，可他的诗却背不下来多少。现在喜欢上了北岛，还有梁小斌、朱湘的一些作品，当时觉得顾城有些难懂，但写得很美。当然，还有桑克的诗。他几乎与伊沙同样勤奋，每天写。他的诗与伊沙形成对比：伊沙的诗美而带有灵气，桑克的诗则充满着痛苦与哲思。

第一个学期很快就这样过去了，临近冬天时，家里把我原先的书寄来了一部分，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和《古文观止》等。我把它们同借来的《莫泊桑短篇小说集》《海鸣威短篇小说》放在了一起。那之前我还读完了《好兵帅克》的全译本。

宿舍里收拾得很整齐，侯马买了窗帘和桌布，带领大家布置好屋子。他是心很细的人，集体观念强，乐于帮助他人，这使我看到了自己身上存在的一些不足。只有一点可惜：侯马的被子总是不大干净。

至于伊沙，他的问题在袜子上。宿舍里的其他成员也“各有所长”，我们常常相互取笑。

我开始经常逛书店，买来的书渐渐多起来，于是堆在床靠墙的那一边儿。常常有人来翻，我找来几张报纸遮着，但似乎收效不大。

这时我还开始乱串宿舍，与别的屋里的同学聊天。对门屋中的黄刚每天都收到信，他也每天给人写信。他的笔记做得很全，也很工整，考试时许多人都爱借他的笔记。黄刚是我来北师大最先认识的几个同学之一。他们屋还有爱看书的谢焱冰；爱下棋、打球的陈宇；勤奋上自习和写作的曾杰；不爱吭声的孙逊；经常同我们一道踢球的杨雪峰等。在另外几个宿舍我了解到桑克不爱洗澡，钟品贪吃贪睡等。

我那时还不会写作。只在宿舍办的壁报上胡乱写过两篇小短文。伊沙、侯马他们编辑85级全校性刊物《新绿》时曾约我写过一篇简介“意识流”小说的豆腐块。我还给那份刊物临过三幅作家的线条肖像，那三个人是卡夫卡、加缪和福克纳。

临近学期结束的时候，中文系在校方支持下成立了排演话剧的“北国剧社”。我前去应试，被录取了。因为要赶在春季前排演好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寒假我们这些“演员”都留在了学校，没有回家。

四

我对于戏剧没有特别的爱好，除了受家庭熏陶，爱哼两段京戏。但自打上了高三，京戏便改了流行歌曲。当初报名剧社，实在是出于好奇。等到参加排演，才发现话剧原是一门技术性很强的艺术。且不提舞美、道具、灯光，单是演员就要熟知好多舞台上特有的常识，比如不要轻易背对观众，不要过分夸张以致削弱了同伴的表演等。辅导这群大学生演员的是北京人艺的演员们，他们在正式排练前要求我们做好严格的案头工作：熟悉剧情、反复对台词、分析所扮演人物的性格，撰写被扮演对象的人生小传……据说这是在北京人艺建院之初由戏剧家焦菊隐制订下来的排演体系。焦菊隐是个很杰出的导演，还是个翻译家，他在担任北京人艺院长之前，做过北师大的文学院院长。

我们这出戏的导演叫蔡骧，是电视剧艺术家协会的主席。老人很认真，据说他当年执导过曹禺的话剧《北京人》，受到国家领导人的称赞。

我饰演的都是仆人、窃贼之类的小角色，上戏的时间不多，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等。我便把书拿到礼堂来读。到春天我们的话剧正式公演时，我已读完了托尔斯泰的《安娜》，福克纳的《喧哗与**》，川端康成的《古都》和《雪国》，罗布—格里耶的《橡皮》等。

整个86年一年在我的记忆中是模糊不清的。也许是85年的印象太深的缘故。

86年我似乎一直跟学校里的社团活动。先是在剧社排戏、演戏；后是参加文学社的聚会、讲座。有一回旁听高年级的课时我有幸聆听了诗人顾城的讲演。顾城人长得很清秀，语言神态都天真得像个大孩子，他站在我们眼前显得出奇的安详。他的声音仿佛带有魔力，牢牢地抓着我们，把我们带到过去的时代，带到诗中。事后我想起卞之琳回忆当年徐志摩讲课的一篇文章，不禁暗忖，恐怕就算徐志摩风神依旧，也不过如此了。

据主持这次讲演的中文系教师、诗人任洪渊介绍，顾城是个整天沉浸在梦幻中的诗人。他一旦出门，必要有人相伴，否则他便会找不到回家的道路。顾城也自认说有一阵家里怀疑他有精神病，把他骗去医院检查。结果他一进诊室，就发现门在身后紧紧关上了。地上摆了一条长凳，长凳被大铁链拴住：“有这么粗！”……顾城很喜欢庄子的哲学，许多人知道这一点。但他最著名的一首诗却充满了内心的痛苦。全诗两句：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诗的题目叫：《一代人》。

我记得那是个下午，我们几个闻讯而来的低年级新生坐在教七楼一楼某个教室的后排，屏息聆听着诗人的话语。演讲结束后顾城开始现场推销他和舒婷出版的一本诗合集。有的学生挤上前去找他签名，诗人摇摇头说：“我的字不好。”

我那时有些激动，我的字也不好呀!

我这时开始采纳新的学习方法，有选择地听几门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其余时间则用在图书馆里自修，利弊可谓显著极了。上半年结束，我已经有了一门课需要补考。同时，我的文学作品阅读面却大大铺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