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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跨国经营与跨国商会组织（第1页）

第五章跨国经营与跨国商会组织

第一节引言

到非洲去寻找商机成为许多侨乡移民的追求，但是这种繁荣现象的背后也存着一定的问题。随着中国人在非洲经营活动的不断扩大，其面临的问题开始暴露，这些问题具体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华人在非洲的“内斗”较为严重。华人在非洲的投资缺乏分工，重复投资导致华人内部竞争激烈。相互拆台、打价格战、恶性竞争等现象层出不穷，既消耗了华人自身实力，也损伤了华商群体在非洲的形象。

第二，华人在非洲长期经营的意识不够。部分企业只注重眼前的利益，忽视长远的利益，有的企业没有长远规划，在经营上不规范，打“擦边球”，存在捞一笔就“溜走”的心理。[林胜，梁在，朱宇．非洲中国新移民跨国经营及其形成机制——以阿尔及利亚的福清移民为个案［J］．世界民族，2017，（4）．]他们往往将自己当成是“客居者”，“（非洲）这里只是工作、挣钱的地方而已”。[陈凤兰．南非中国新移民与当地黑人的族群关系研究［J］．世界民族，2012，（4）．]有些企业往往只注重短期的利益，长期投资的意识不足。

第三，面临其它族裔的经营竞争。在非洲，始于17世纪中叶的印度移民已经颇具规模，他们主要集中在非洲南部和东部。[时宏远．非洲的印度移民及其对印非关系的影响［J］．世界民族，2018，（5）．]由于印度和非洲共同反殖民主义联系所带来的历史记忆，印度文化在非洲的影响深远。印裔侨民相比中国侨民，在非洲新兴国家的经营有着在制度、地缘和语言上的独特优势的软实力资源。[简军波．印度在非洲的软实力:资源、途径与局限性［J］．非洲研究，2015，（2）．]在华商前往非洲进行经营活动时，与印度族裔的商人之间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竞争。印度人在当地采取的是一种抱团发展的方式，他们的行业协会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且在行业协会规定之下的报价等经济行为具有遵守的自觉性。印度裔商人对华商跨国经营而言，既是一种商业环境之下的竞争压力，也是一种值得借鉴参考的对象，从而引导华商群体进行规范有序的经营活动，塑造更为良好的经营和品牌形象价值。

第四，对中国负面的舆论阻碍了中非关系的健康发展。随着中非贸易活动的活跃，贸易争端也随之增长，成为部分西方国家制造“中国威胁论”和“新殖民主义”的依据。指责中国正试图在非洲重复西方殖民者的殖民政策，并通过利益集团的宣传扰乱华商经济活动，阻碍了中非关系的正常健康发展。

第五，一些华商与非洲当地的族群矛盾冲突开始出现。近年来虽然中非外交关系发展良好，但在非洲的华人经营者与非洲输入国的经济、文化冲突仍不可忽视。例如由于华侨华人封闭的居住与生活习惯使得中非民众之间缺少沟通与宽容而引发的猜忌；华侨华人不尊重当地文化，缺乏对非洲国家的风俗习惯和法律法规的了解，甚至无视当地法律而产生的消极影响。[林胜，朱宇．海外华侨华人安全问题思考——以福建海外移民为例［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而关于华人商铺的打砸抢烧事件、罢工游行事件时有发生，成为华商群体人身财产安全的潜在威胁，严重影响了在非华商经营的活动秩序和稳定性。

基于此背景之下的华商在非洲的经营亟待需要改善这一不利的局面，因此浙江某中非商会作为一个典型的跨国性商会组织顺势而生。

第二节文献综述

目前学界对商会的定义因其视角不同而各有差异。[张科，蓝海林．商会的概念界定与理论解释［J］．商场现代化，2006，（16）．][徐鼎新．中国商会研究综述［J］．历史研究，1986，（6）．]简单来说，商会是集合了商人的业缘性群体组织，以商人的经济利益诉求为组织活动出发点，并可以由此延伸出其它非经济方面的职能。前人对商会研究更多的讨论是针对国内或国外的商会，更多聚焦在商会的历史研究、运作机制、融入问题、与政府外交联系等方面。在历史研究方面，如冯筱才研究了近代中国商会史的起步与发展，并讨论商会的性质与政府、会馆公所关系[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J］．历史研究，2001，（5）．]。马敏、付海晏总结梳理了学界在近20年来的中国商会史研究。[马敏，付海晏．近20年来的中国商会史研究（1990—2009）［J］．近代史研究，2010，（2）．]在商会的运作机制研究中，有王崇杰通过对广东省湖北商会的个案研究来寻找地缘商会的“嵌入式”发展内在动力和路径。[王崇杰．地缘商会“嵌入式”发展的内在动力与路径研究——广东省湖北商会的个案分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陈剩勇、马斌在对民间商会自主治理的结构要素进行分析后，归纳出其运作逻辑和实现自主治理的基本条件等。[陈剩勇，马斌．温州民间商会:自主治理的制度分析——温州服装商会的典型研究［J］．管理世界，2004，（12）．]在融入问题上，曹一宁关注到海外华人的融入现状与问题，以海外温州商会为例，提出从改变客人心态、维护自身权益入手对海外商会与华人融入当地主流社会进行初步探讨。[曹一宁．浅析海外华人商会与华人融入主流社会——以海外温州商会为例［J］．前沿，2012，（14）．]并从其融入问题延伸到华人商会的经济转型，提出五点华人商会转型的对策建言。[曹一宁．海外华人商会与华人经济转型初探——以海外温州商会为例［J］．特区经济，2012，（3）．]与政府外交联系方面，徐晞讨论了美国华人商会对促进中美关系的作用，认为商会助力了中美关系大格局。[徐晞．美国华人商会对促进中美关系的作用与效应分析［J］．中国软科学，2016（9）．]

在跨地域的商会研究当中，虽然数量较少，但仍有迹可循。如廖赤阳在对日本中华总商会进行详细考察后提到华人商会的华侨、日本、中国三个因素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重要的是如何跨越国境合理和有效地整合和调配各种资源。[廖赤阳．日本中华总商会——以“新华侨”为主体的跨国华人经济社团［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2，（4）．]刘宏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为点，探讨其在区域商业联系建构中的重要作用，并如何体现本土化、区域化、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可或缺的环节点。[刘宏．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化［J］．历史研究，2000，（1）．]陈剩勇、马斌阐述温州在国内的异地商会兴起的生发机制，考察和探讨该商会在地方治理中的角色和作用，并解释异地商会兴起的意义。[陈剩勇，马斌．民间商会与地方治理：功能及其限度——温州异地商会的个案研究［J］．社会科学，2007，（4）．]

综上所述，其实商会的跨地域发展研究仍然寥寥无几，特别是针对在非洲跨国经营的跨国商会的研究尚待挖掘。本文将焦点投向浙江某中非商会这样一个具有跨国性的商会组织，旨在对其在华人非洲经营的作用进行探析。本文所使用的资料来源于笔者于2017-2019年对浙江某中非商会的多次实地调查所获得的数据。

第三节跨国商会的特征

追溯中非近现代经贸交往可至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因素，中非贸易只能以民间贸易的方式进行。[李成．中非经贸合作的历史、现状及前景展望［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7．]进入二十一世纪，中非双方互动加强，交流领域不断扩大。为落实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启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代”倡议，响应“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浙江某中非商会于2017年1月成立，并以“自主办会、服务立会、信义兴会、发展强会”为宗旨。对该商会的特征具体描述如下：

一、该商会具有明显的跨国性

其跨国性主要表现于：首先，商会的会员来自于国内外，吸引了来自中国和非洲甚至其它国家经商的个人或企业的加入。其次，该组织开展的是跨国活动。商会通过跨国经营活动构筑起跨国社会空间，跨越一个或多个国家边界来行使其功能，使得文化、经济和政治资本在空间中不断累积、转换、交流和使用，促使了经营活动在地域上双向或多向流动发展，而非局限于单一性地域（国内或国外）商业活动，以中非的网络链接来扩展自己的发展空间。这就使得商会在发展过程中，商会会长及众多参与者要注重跨国“场域”，统筹中非两地情况，相比一般商会而言，跨国商会战略视野不同，要放得更高，看得更远，综合考量因素更加多元。再次，虽然众多商会成员各异的个人社会网络共时嵌入跨国社会空间，但他们整体上的行动方向和目标是具有团体一致性的，是基于共同的跨国认同，即国家认同、族裔认同和文化认同。

二、该商会的会员跨越商界人士

会员可以分为团体会员、单位会员、个人会员及特邀会员四类。团体会员指在该市依法成立的行业商会、协会、学会等社会团体；单位会员指在该市依法注册登记的企业、事业单位、民非企业单位、社会中介组织或机构等单位。这些会员又可以分为：名誉会长企业、会长企业和执行会长、副会长企业和一般小微企业。名誉会长企业属于某行业龙头企业，是中国企业500强，在非洲业务以新能源与电力能源设备制造行业投资为主；会长企业是大型企业集团（注册资金1亿，员工人数2000），在非洲业务以矿业投资与运营业务投资为主；执行会长企业属于中小企业，是一家新三板上市公司，主要从事教育培训产业；在（常务）副会长会员企业中，在非洲业务投资主要分布在农林、旅游、矿产、商业服务、国际贸易等领域；还有其他一些中小微企业，加入商会有望以后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个人会员指该市私营企业出资人和经营者、个体工商户、华侨、异地商会会员、全国致力于中非友好合作事业的热心人士；特邀会员指该市外境内企业和单位、个人、华裔、华侨等。在第一届入会会员名单当中，除特邀会员以外共计123家单位、个人、团体，其成分结构图如图1。

可见，商会既有业界商人或企业加入，包含单位会员中的48家企业、39位业界商人为代表的个人会员（涉及矿业、药业、传媒、鞋业、机械设备、贸易等行业）；又有教育科研单位（6所）和协会、学会等团体会员（30家）。此外在该商会成立大会上还有政府职能部门人员、金融组织人员、各地商会代表等领导和嘉宾出席大会开幕式。

其参会成员有些具有多重社会身份和职务，同一场域中单个成员自身多种社会角色的身份叠加也意味着该商会在资源掌握上拥有更多更大的潜力。因此从人员组成性质上来看，该商会是由无数大大小小的个人社会资源网络叠加起来，具有综合性、多样性、覆盖面广的特点。从商会整体而言，作为一个有着雄厚实力的团体在对外上更具有话语权和代表性，在资源争取和洽谈上更具有吸引力和倾向性，增强了商业竞争力。

图5-1某中非商会第一届的会员构成情况

三、经费来源与收支基本自足

该商会经费来源于会费、捐赠、政府资助、业务范围内活动或服务收入、利息、其他合法收入六方面。除了创会成立之初会长出资200万、执行会长出资100万、常务副会长出资25万、副会长出资10万、常务理事出资2万、理事出资1万所筹措的经费（共筹集到近500万元的经费），还有每年稳定的会员会费缴纳收入（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会费1000元年，五年为一届，每届一次**会员费共计5000元）。商会成立之初，就有许多新的会员要求入会，就2018年一年的会员费增量就达到40多万元。该商会建立起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接受会员大会、审计机构的监督。经费支出主要集中在两块：其一就是本会专职工作人员的薪资，这部分在经费支出中仅占极小的比例；其二就是接待以及商务洽谈方面的费用，这是商会主要的支出。商会实现了收支基本自足，能够确保商会的日常事务顺利进行，保证了稳定发展的持续性。

四、与政府的关系密切

虽然商会是作为一种民间组织力量在发挥影响作用，但其筹建和发展过程中与政府职能部门的关系却不可忽视。该商会获得当地市委市政府的批准才开始筹建，在商会成立大会上，该市的主要领导（如市委副书记兼市长、市委常委兼统战部长、市人大副主任、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市政府秘书长）出席，市委副书记亲自为商会授牌。该商会聘请的高级顾问团中，很多直接来自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该中非商会在“一带一路”大背景下成立，因此被地方政府认为是推动该市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进程的重要事件而获得大力支持。

该商会的成立既接受政府的引导、统筹整合华商资源，又主动对接起国家对外战略，搭建中非“一带一路”合作平台、教育合作等举措，获得了来自官方立场的支持，成为国家政策的具体实践者。就2017年而言，该商会已承接多达六次的人员来访考察，包括了马达加斯加总统府总统项目、领土整治和装备部长率领的代表团、布隆迪参议长代表团、科特迪瓦驻华大使、加纳副大使、纳米比亚驻华大使、葡语非洲四国使团，这些外事活动多由政府部门从中牵线。商会章程中还提及本会的业务范围之一便是承办市政府有关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政府在外事活动中也会借助商会的“手”去探测非洲国家的合作意向，进而促成项目合作。

五、拥有内部层级网络

某中非商会一届一次会员大会暨成立大会议程审议通过了商会章程草案。在该草案中，该组织划分出了明确清晰的组织架构和人员组成。该会有会员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会长办公室、监事会五大组织机构。会员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理事会是会员大会闭会期间的执行机构，常务理事会下又设立会长办公室，而监事会是会员大会的监督机构。每个组织机构内又有不同的职能分工，层层递进，各司其职以发挥出最大的组织效能。详见图5-2：

图5-2某中非商会组织架构

表5-1某中非商会会长会员权力义务分工

权利

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