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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知青的家（第1页）

我和知青的家

1974年，父亲被生产队派到定边县红柳沟公社苗圃放羊，三个人挤在一间看护羊圈的小房子里。

一天，大姐、姐夫来看我们，介绍了一个新来苗圃的知青给我们认识。他叫刘碧春，被下放在姐夫所在那个大队，就安排在姐姐家吃住。刘碧春和全公社的所有知青一样，都被统一抽来苗圃。他家有人在盐化厂工作，他有时给我们带两袋精洗食盐，有时还在我家吃父亲做的粗茶淡饭。刘碧春文化课基础好，工余时间常给我和弟弟辅导功课。记得恢复高考前，他拿着厚厚的复习资料，看着资料上那些复杂的数学方程式、物理公式等，我仰慕之极，并以他为学习的榜样。上初中后，听到刘碧春考上大学的消息，我学习更加努力了。

有了刘碧春，女知青常彩娥也很快和我们熟悉起来。她有粉红的脸蛋，身材不高，挺敦实，给人一种憨厚朴实的感觉。一次，没去过县城的我和弟弟跟着常彩娥去县城玩，就在她家吃住，她还给我俩衣兜里塞了些糖果。记得在她家吃了一顿西红柿拌面，非常的香，一口气吃了两大碗。回来后，我给父亲讲述了在常彩娥家受到的待遇。父亲端了一张自己用粗笨手烙的面饼送给常彩娥，眼泪巴巴地说：“我们地主成分家的要饭娃娃、乡下人，啥时候受过这么高的待遇！”常彩娥抓着父亲的手，笑着说：“可不要这么说，咱们都是乡下人。”

他们两人陆续把另外四个知青也拉进了我们这个大家：樊明华、赵爱茹、冯启宁、霍根香。他们开始称父亲“羊把式”，后来熟了，就称父亲“老放羊”。知青们大灶饭吃得太寡了，就来找“老放羊”，在我家开小灶。烙一个饼子，他们吃一半我们吃一半；炒半锅土豆丝，端走一碗，留下一碗；偶尔打平伙，吃完肉，把羊杂碎留给我们……父亲从来不在乎谁用了我家的香油、调料啥的。知青们回家从城里带来点饼干、糖果之类的稀罕物，总少不了给我们尝一点。父亲但凡有个头疼脑热的，细心的女知青就会拿来药片给父亲服用。

我们这个小家每天都有知青光顾，我和弟弟也成了知青宿舍的“小成员”。年幼的弟弟经常被知青留在宿舍过夜，女知青还给弟弟洗头、洗脚、补衣裳。

一次，我发现霍根香在看一本《智取威虎山》的小人书，就让弟弟跟她借。霍根香拉起弟弟的手说：“可以，但你得先洗洗小手。”她就用自己的香皂给弟弟洗了手，然后闻了闻，说：“嗯，不错，以后天天坚持把手洗干净。这样，我会借给你更多的书看。”说着打开墙角一个小木箱，哇——满满的一箱子书！我俩看着发愣，甚至不敢伸手去触碰。霍根香摸了摸弟弟的头，说：“只要你喜欢，以后慢慢看。”我端端正正地写了个借条给霍根香，弟弟小心地捧起《智取威虎山》跑回家。回来后，我也好好洗了洗手。就这样，每两三天借一本，持续了好长时间。与霍根香同宿舍的赵爱茹也有很多书，我们也都一一借来看。所有借来的书，不光我和弟弟看，父亲看得更多。

我和弟弟喜欢去霍根香宿舍看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赵爱茹口琴吹得好听，尤其是《小汽车呀真漂亮》和《我爱北京天安门》两首曲子。她那带伴奏的口琴声此刻就回响在我的耳边，她立在门框边上吹口琴的姿态我至今都历历在目：一头披肩卷发迎风飘舞，水葡萄般的大眼睛时眯时睁，两个小酒窝随着曲子的节拍轻轻跳跃，白净的脸庞上**起微微的晕圈。上高中时，我从嘴里省出来点零钱，也买了把“国光牌”口琴，最先学会的就是这两首曲子。

苗圃的田地中央有个水库，到了暑假，我和同学们整天泡在里面，大家只会一种耍水姿势，叫“狗刨式”。人人都没有裤头，所以都是光屁股钻在清水里，光肚皮晒在沙滩上。一次，我们在水里打闹得正欢，水库边来了几个知青，吓得我们护着羞蹲在水里。女知青见状全跑了，只留下冯启宁一个男的。他穿着三角裤头，一跃窜入水里，然后潇洒地像青蛙一样耍起水来。这以后，我们这才知道“游泳”这个名词，才知道游泳还可以是穿着裤头的。冯启宁是这耍水族中唯一不光屁股的人。热情活泼的他每天都不午休，一个暑假，我们跟着冯启宁学会了洋气的蛙泳。上大学时，我在汉延渠里给同学展示了一只“旱鸭子”的蛙泳。

冯启宁对机械很有灵性，来苗圃不长时间，就把柴油机、发电机、水泵、拖拉机变速箱等全部玩了个通。喜欢游泳的我，整天跟着他一起拆装柴油机、磨气门、开手扶拖拉机。改革开放后，哥哥买了拖拉机，不用他们教，我开上就去耕地、拉东西、碾场。上大学，我的农机课轻而易举就得了个优秀，后来考汽车驾照也是一次过。直到今天，我都能准确描述出当时各种机械所有部件的名称、位置，以及各部位螺丝和对应扳手的型号。

樊明华也有几本书，印象最深的就是《西游记》。苗圃缺个出纳，刘指导员就从知青中选，性格沉稳的樊明华被选中。然而，令他烦恼的是他不会打算盘，当他得知父亲会打算盘时，就端着算盘、拿本书找父亲。对于父亲这样一个孤独的放羊人，能有书看是一件很惬意的事，而樊明华的书似乎最对父亲的胃口，父亲当然乐意教他打算盘。

樊明华爱象棋，可总是找不到对手。当他发现年幼的弟弟对象棋感兴趣时，就教弟弟下象棋。弟弟没有辜负樊老师的期望，很快就成了他的对手。弟弟这一爱好一直保持到今天。

冬天快到了，知青跟父亲学习打毛线，父亲和我跟他们学织袜子、毛手套。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被冻坏过脚。时间长了，我们相互间非常信任，父亲还偷偷地教他们阴阳五行八卦的基础知识。有的知青划拳也是跟父亲学的，我和弟弟的自行车是跟知青学会的。

遇上节日或刮风下雨不能出工，刘指导员就召集大家在会议室里搞些文娱活动。父亲给他们出谜语、编唱民歌、“说喜”，他们猜谜语、吹口琴、唱歌、跳舞。

我上初中后，这个家庭又增加了刘晓红、成一江、高志岚、余要红、高振斌、李世平、麻惠霞等几个成员，“家”的氛围依然融洽。每逢星期天或假期，我就迫不及待地回到苗圃，享受那个“家”的温馨。

后来，我上学走远了，知青们陆续安排回城里工作，苗圃也不存在了，大家就没有了联系。但每当提起当年的苗圃，我就会想起我和知青的“家”，想起那一个个鲜活的知青面孔，就会有一股暖流在心中**漾。打开《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看着书里的照片，就觉得亲切；读着书里的文字，就会被感动。

我辗转找到了一张当年知青们的合影。虽然泪水遮挡了我和弟弟的眼睛，但我俩都能够准确认出照片上的每一个知青。稍感遗憾的是，那个爱说爱唱的“老放羊”没有机会出现在同一个镜头里，更无法看到这张照片。

知青哥哥姐姐们，你们现在可好？2025年，知青相识于红柳沟苗圃五十年啦，如果你们在苗圃相聚，劳驾也通知我一声，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