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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 边 外（第2页）

“谷锄九，饿死狗”，意思是对庄稼多锄几遍，出米率高，糠少，狗没糠吃，要“饿死狗”。所以，尽管锄地时人们精神放松，干活的效率还是不低的，为的是多锄几遍，“饿死狗”。如果老天一直不下雨，锄地的力度就加大，每天定出进度，锄不完不收工。地里再无调侃之声、说笑之音，只听得锄头板子碰土块的当当声，脚步往前撵的沙沙声。“锄头底下三分水，锄过三遍顶下雨”，孤立无援的山民同无情的旱魔斗的唯一办法就是顶着烈日，绝不停锄。男女老少全上阵，能动的都到地里，连上学的娃娃都停课，回来锄地。那阵势，不无悲壮，显示山区农民抗旱的毅力和决心。

秋收“秋分糜子寒露谷，霜降麻子没生熟”，到了秋分就得揽糜子，到了寒露就得割谷子，到了霜降就得砍麻子。节气到了，就得收，庄稼不可能再成熟变饱，拖下去只能遭损失。秋收是年年逃不脱的活儿。平时干营生，社员吵吵嚷嚷，能躲就躲，但秋收不用催，能下炕的都出工。四十来岁的小脚婆姨（如孙立义的婆姨路凤兰）、刚进门的新媳妇（如孙立平的婆姨杭新莲）都掂着镰刀下地。整个小庄子保持着龙口夺食的一致和紧张。

秋收劳动强度大，是一年四季中我最“吃不消”的营生。糜子地大块大块黄上来的时候，队上出米，在地头支锅，管大伙晌午的饭。吃完饭马上磨刀，磨完刀马上下地，一直割到天昏地暗才收工。几十步，上百步，甚至几百步长的地头，一人两沟，“狗撵狼”，一个撵一个揽上去，没有让人歇一口气的空间。几十号人，甚至上百号人形成移动的“收割线”，“收割线”移到哪里，哪里就是一派镰刀碰糜秆的沙沙声。镰刀过处，糜子倒地。

夹在“收割线”中间，体力、技术不行的，就累得够呛，惨啦。我的情况常常是，前边的“狼”上去了，后边的“狗”也上去了，只剩我这个非“狼”

非“狗”在偌大的地里，一个来回一个来回地撵。收工的时候，人人割净了自己的趟，说笑着回家了，而我还在地里吭哧吭哧地“收拾残局”，恨不得有个地洞钻进去。这个时候，平时与我接触较多的人，如张玉清、孙立义、郭登明等，还有个别丫头，如张木匠的女儿，就会过来帮一把，为我接趟。

刚到队上那年，割糜子不会“打把”——就是左手虎口朝前抓糜子，右手用镰刀往回揽的动作（所以割糜子又叫揽糜子），弄得手忙脚乱，猫抓胡子，乱七八糟。正割着，我突然发现自己的趟断断续续地成了一沟，劳动量减了一半。抬头一看，我的前趟，就是我刚到队上那天晚上来借书的民办教师王培孝，一人割了三沟，带了我一沟，令我非常感激。1999年，也就是我离开那里24年后我又回到了小庄子，没有见到他。一打听，说是前几年出车祸走了。他的婆姨见到我，泪眼汪汪地说：“他一直念叨你。

他过早逝世，我很悲伤。”

揭秋杀地秋粮放倒之后，大部分劳动力从大田解脱出来，有的在生产队周围挖甘草，有的到牲口圈起粪、垫圈，有的则被生产队安排去揭秋杀地。何谓秋杀地？秋后耕的地叫秋杀地。有一年秋收后队上叫我揭地，就是揭秋杀地。也要起五更，天气有了凉意，穿棉衣去套牛。太阳上来又燥得不行，脱棉衣穿单衣，感冒了几天。秋杀地利于保墒和恢复地力，来年捉苗是呱呱捉住。“你有万石粮，我有秋杀地”，即指此而言。秋收后在队上揭地，生活较安定，算是较好的营生。

打短工有一年秋后，我和十几个社员奉生产队队长之命，到灵武农场打短工。农场把工钱拨到生产队，我们挣生产队的工分，生产队还给打短工的人每天补助两角现金。农场派给我们的活儿是抱玉米秆。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机耕条田里，玉米已经放倒，玉米棒子也已经掰掉。我们的任务是把散乱的玉米秆抱成一堆一堆的，好让拖拉机拉走。那活儿很累人，一天抱下来，任何手套都吃不住玉米叶、玉米秆磨。半天可以磨坏一双线手套。

大家没办法，只好不戴手套，任凭手上自身的“皮手套”去磨。抱上两三天，双手疼得没处搁，晚上放在被窝焐，钻心得疼。

晚上100多号短工（不光有我们生产队的短工）挤在一个大仓库里打地铺，一“铺”挨一“铺”，连插脚的地方都没有。熄灯后，上百号人，有扯呼的，有起夜的，有咬牙放屁说胡话的，我常常失眠，生出悲观的念头：世界之大，没有我二尺宽的安身之地？猪狗都有个能翻身的安稳窝呢。

今天想来，真是书生牢骚。

修路1974年秋后，队上派我和孙立平、福成等四五个人到柳杨堡修路。那是县上统一组织的修建从柳杨堡到县城的公路。住在社员家，每天日出起“床”（炕），草草吃过房东焖的黄米干饭就出工。中午送饭，一直干到日落收工，劳动强度较大，累得够呛。1999年我乘车从柳杨堡重回生产队，一眼看出那是我25年前参与修的路，只不过现在铺了沥青。

种园子园子离居民点八九里山路。所谓园子，就是两个塬中间有条小溪，打个小坝把水蓄起来，辟出一些小畦，用小坝里的水自流浇灌，种瓜果，种蔬菜。种园子的俞老汉（姓俞名汉）、张老汉（姓张名普）是种菜的行家（早期还有王老汉，姓王名培元），加我一个迁赶来的“分子”，三个人种着园子的几亩地。离惊蛰还有两三天，园子的地才化开一两寸，我们就到园子种蒜。种完蒜开始在园子背羊粪、翻地、平地、打埂、修渠。

“立夏前后，栽瓜种豆”，比南方的“清明前后，栽瓜种豆”晚两个节气（中间隔着谷雨），我们开始种水萝卜、葫芦、胡萝卜、豆角、茄子、黄瓜、西红柿、西瓜等。入伏以后，水萝卜拔了卖了，我们又加班加点在水萝卜地里种白菜、蔓菁。当地农谚曰：“头伏荞麦二伏菜，三伏蔓菁长得怪”，“二伏菜”“三伏蔓菁”就是这个时候种的。

立秋前后，瓜果、蔬菜逐渐成熟，几棵杏树、李树开始挂果，整个园子菜黄李白，收尽风光。我们三个人就轮流睡地头值班。就这么着，也有来偷的，俞老汉叹曰：“人心坏了。”

我们仨住在一个地窖子里，里面盘了一盘好炕，春、秋两季天气有寒气，睡在烧得温温的热炕上，舒筋活血。傍晚收工以后，我们自己煮饭，吃了就上炕，海阔天空地侃。感谢俞汉、张普，他们教给我全套的种菜技术，我在队上9年有4年是春夏秋三季在园子度过的。

送粪忙完秋收，粮食上场，酸园（山芋）入窖，少数技术好的社员忙打场。我和一般社员就去起粪、垫圈。再过些日子，进入数九，地冻了，小庄子进入“冬眠”，只有少数人还在“苦”：送粪。每年冬天，我只要不是出去打短工、修路，必是送粪。那地方冬天特别冷。“三九三，冻得野狐子没处钻”。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送粪开始了。起先，我纳闷：不能在天不冷的时候开始送吗？送了几回粪后，我明白了：天冷了地才冻，地冻了，送粪的重车走在地里才不费牲口，而爱惜牲口，是那个地方维持简单再生产的第一要义。

送粪是个简单活，又在年跟前，有家的人忙家里的事，像我这样的单身、没成家的“半搭子”小伙子，如乔贵银、张学义、福成等，还有十六七岁的小姑娘，还有肯下辛苦想多挣工分的人，如家庭负担较重上年岁的老高，都是冬天送粪的首选。送粪要起五更。出门时我穿棉衣、棉裤、棉猴，戴棉帽，还冻得发抖。严寒把我的鼻涕冻得跟水一样淌下来，黄黄的，没法吸住。送粪只有“数量定额”，没有“时间规定”。但是，小伙子、小姑娘们体力好，有时想早点卸车回家，就拼命加快送粪速度，我只好咬牙跟上。

他们完成任务就玩，我却内衣、**都叫汗水湿透了，躺在炕上好一会儿才缓过来。

送粪也可以偷工。一车粪在地里倒几堆，队上有规定。倒了粪，还得铲点浮土压上，拍瓷拍实，防止大风把粪吹走。可是，实际上一车倒几堆，铲多少浮土，很有讲究。装粪的时候少装点，铲浮土的时候多铲点，倒粪的时候多倒成几堆。这样，看起来粪堆多，粪堆也大，实际上呢，送到地里的粪并不多。生产队长发现这种情况就在社员大会上红脸，放下脸来收拾。

我为什么要拼着干活？一是“监督劳动”；二是挣够一个劳动力的工分，年终决分时才能分到相应的粮油和几十元现金，一年才能勉强活下去。这九年，我一天没忘此刻自己是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