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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课见利思义（第1页）

第十八课见利思义

第十八课见利思义

现在不少家长是把子女教育当成一种投资，千方百计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只要是对我有利的，铤而走险也在所不惜。你只要读读《大学》《论语》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是道与义，而不是术与利。古人强调格物、致知，研究自然和社会的规律，进而就会获得一种真知，即天道至诚，世上万事万物都是真实的存在。有了这种认识，你就会变得很真诚，一生务实。你把实事做出来，这个头衔自然而然就属于你，这叫“实至则名归"，自然，财富也不会绕着你走。

——彭林（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

财富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道德也是。两大话题交织在一起，乂衍生

出无数子话题，这些相关话题在中国古代统称为“义利之辩气

据说早先重视传统文化的家长们在教孩子学习儒家经典时，首先教孩子读《孟子》，而不是《论语》。究其原因，大概是觉得孔子尽管很少谈到利（子罕言利），但多少还是谈了的；而孟子则是压根不谈利（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不谈利的人似乎总比谈利的人境界高些，这是国人简单却一贯的“观人学”。

在古代西方，类似的争论也不是没有，而且说实话，西人相较于我们，谈得还更彻底些。比如古代雅典有一位名叫格劳孔的哲学家，他是同时代的大哲学家柏拉图的堂弟，与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也相识，在

柏拉图的著作《理想国》中，格劳孔谈及：世上存在三种善（姑且把它当作中国人的“义”来理解），其一，仅为其自身的善；其二，为其自身也为其结果的善；其三，仅为其结果的善。格劳孔问苏格拉底：“你以为正义属于哪一种善?”苏格拉底答：“第二种。”格劳孔说：“你说得对，但一般人却不是这么想的。他们做正义的事是因为那样会给他们带来利益。而对于正义本身，他们是害怕并回避的。因为正义恰恰是出于各种自身利益考虑的人协商而来的。换言之，如果人不遵循正义且不被惩罚，那么所有人都会做不义之事，为自己谋利。那些正义者也往往是因为行正义能给他们带来好名声，而好名声又能带来利益，而且好名声本身就是一种利益。”当时格劳孔的弟弟阿德曼托斯也在场，他进一步指出：一般家长教育他们的孩子要正义，不是为了正义本身，而是因为正义会带来好名声，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好处。阿德曼托斯甚至表示，从古至今，没有任何一个人不是从名声、荣誉、利益等实在好处方面来行正义、歌颂正义或谴责不正义的。最后，兄弟俩请苏格拉底为他们论证一下正义本身是什么。结果苏格拉底表示：无能为力。

苏格拉底表示自己无能为力，体现了他一贯的诚实与谦虚，同时也从侧面说明，格劳孔提出的问题实在是很棘手。或者说，这个问题不是不能回答，而是不好回答一一因为它等于是让人承认世上没有绝对的正义。换作我们的话，就是没有纯粹的“义"，即所有人行“义”，说到底还是为了“利气而在以往，谈“利”又一向被社会文化所鄙夷。

无可否认，社会离不开“义”的支撑。“义”是社会得以维持正常运转的基本力量，也是“利”的保障。但是，倘若就此认定人们不应谈“利”，不能谈“利”，那就未免太自欺欺人了些。西方政界有句话：没冇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如果不是太较真的话，我想它大概也适用于所有的国与国之间，所有的人与人之间。

乾隆皇帝下江南时，见江上船只如梭，就问身旁的一位老和尚：

“僧家，你在这里住了多少年了？"老和尚答：“几十年了。”乾隆又问：

“你既住了几十年，可否告诉我，你每天看见长江上有多少船只往来?”

老和尚答：“只看到两条。”乾隆惊奇地问：“只看到两条？你这是什么意思?“那老和尚不慌不忙地说：“人生只有两条船，一条曰名，一条曰利。”乾隆听后感慨不已。故事中的老和尚很会打机锋，可能也已看破红尘，但没能看透利益。如前所述，“名”不过是“利”的一种。说白了就是利益、好处。可以说，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大家从一出生就身不由己地踏上了“利”的“贼船”，概莫能外。所以，在大多数人都在为利益着急上火的今天，我们非但没必要犹抱琵琶半遮面，而且有必要把它说透。

孔子“罕言利”，孟子“不曰利”，其实这是一种相对的说法。孔子、孟子也是人，是人就离不开“利气这一点，李敖先生曾经有过一段经典论述：“你可以说你不在乎，你不要钱，不谈利，你像颜回一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可颜回32岁就穷死了。为什么？没钱。还有，如果颜回结了婚，他儿子得了盲肠炎，需要开刀，他要不要求爷爷、告奶奶，双膝下跪？他会的……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不谈利，都看不起钱，看不起经济的力量。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一点：富贵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富贵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这话其实也是孔子的心声。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也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就是说，如果能够光明正大地发家致富，哪怕让我去当车夫，我也干；如果发不了财，那我还是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吧！可见，孔子反对的只是不合道义的富贵，而不是反对财富本身。

那么孔子喜欢的事是什么呢？众所周知，是研究学问，教授弟子。

现代人总认为，孔子是私学第一人。其实不然。早在孔子之前，私人办学现象就已经出现。孔子办学时，也不乏竞争对手，后来被其诛杀的少正卯就是其一。现代人又说，孔子“有教无类”，不管什么人，只要他一心向学，都可以拜在孔子门下。孔子自己也说过：“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意思就是说：“凡是给我送一串（十根）以上腊肉的，我没有一个不教诲他们的。”从这一点看来，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其实也是一种务实的商业精神。

当然我们知道，孔子的原始初衷并非几条腊肉。说俗点，孔子追求的是飞黄腾达，富贵兼备。孔子也曾经官居一品，福利待遇高达每年六万小斗的小米（俸粟六万），但这么多的小米还是没有让孔子“知足”。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实施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政绩可圈可点，却不可避免地触犯了鲁国头号权臣季氏的既得利益，被迫踏上了周游列国的道路。有些人认为，这都是因为孔子不谙官场政治。其实我倒认为，以孔子的智慧，不可能不懂这些普通人都懂的庸俗技巧。在实施与权臣利益攸关的“改革”前，他也不是没有想过后果，只是他不愿意屈从于权势和利益。“富贵于我如浮云”，孔子不过是以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格言而已。

即便如此，孔子在此后的生涯中也没有表现得“苦大仇深”，视利益如洪水猛兽。相反，他还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就是说，如果社会上政治清明，运转正常，一个人却贫困潦倒，那么这就是一种耻辱。但不少后人却像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一样，动辄说什么“君子固穷”，给自己的偏激、懒惰、不思进取做遮掩。

说到“君子固穷”，不得不提及其中的“穷”字，其实与现代人概念中的“穷”字大有出入。据载，孔子逝世后，他那位既有钱又有才的高足子贡做了卫国的相国，有一天，他去看望师兄原宪，见原宪的吃穿住行都很差，便问：“难道师兄你很穷吗?”原宪回答道：“我听说，没有财产的叫作贫，懂得道理却不去奉行的才叫穷。像我这种样子，是贫，而不是穷啊。”子贡听后很惭愧，拜辞而去，此后至死都在为这次说错了话而感到羞耻。为什么子贡会为一个“穷”字而感到羞耻呢？这还得回到“穷”在古代的意义上。古汉语中的穷，不是指贫穷、没钱，而是指困窘，特指没有功名、官职，与“达”相对。那么我们再联系原宪所说“我是贫，不是穷”，就不难看出，原宪其实是在暗示子贡：我虽贫，但我坚持自己的价值观与老师的教诲，不随波逐流，不为“达”而“达”。

冉求是孔门弟子中的另类，或者说他根本就不配称孔门弟子，因为他根本不像颜回、原宪等人那样，处处以道德为人生核心，在《论语》中，他既没有向孔子请教过仁、义、礼、孝等儒家道德观念方面的看法，也没发表过类似的看法。他并不太重视道德，对孔子也不是很服从。不过，冉求颇有才学，不仅因擅长理财做过鲁国权臣季氏的家臣，公元前487年他还率鲁国军队成功地击退了齐军的入侵，也因此，没有跟随孔子周游列国的他趁机说服季氏，把孔子迎回了阔别14年的故国。照理说，孔子应该对他另眼相待，但事情的发展远不是那么回事。孔子不仅公开宣称：“冉求不是我的徒弟！”还号召众弟子敲着鼓臭骂冉求。而原因就是因为击败了齐军的冉求为了再创佳绩，帮助季氏进行田赋改革，趁机聚敛财富！

这才是真正的“君子固穷孔子有自己的底线，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坚守自己的底线的同时，他还以身作则，教导弟子们要乐于“道”，不能因为自己坚守道义而选择了贫穷所以心理不平衡。那样，只能说明你对“道义”的理解还不够纯粹。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坚守“道义”就一定要选择贫穷。“利”与“义”很多时候并不一定要截然对立。子贡曾经问过孔子：“贫而无谄，

富而无骄，何如?”意思是说，有的人虽然没钱，但他不巴结、奉承有钱人，有的人虽然有钱，但他不鄙视、欺侮穷人，这些人怎么样？孔子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意思是说，也算凑合了，不过不如那些虽然贫穷却积极乐观，虽然富裕却谦虚好礼的人。什么叫“富而好礼”呢？我们知道，“礼”在孔子那里是个宽泛的概念，所以不能把它简单地看作“有礼貌、谦虚”，用今天的话说，作为富人，你不仅要谦虚谨慎、遵纪守法，还要懂得感恩和分享！中国人历来“不患寡，只患不均气但财富大佬如李嘉诚、王永庆、邵逸夫等人，非但不招人嫉恨，反而备受崇敬，其中的原因，实在值得那些人人喊打的暴发户们思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