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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的一段历程（第1页）

生命中的一段历程

辽阔的羌塘草原呵

在你不熟悉它的时候

它是如此那般的荒凉

当你熟悉了它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你的家乡

——《羌塘古歌》

一

1979年10月，经过两天两夜的长途奔波，初谙世事的我从千里之外的陕西蓝田，来到了宁夏石嘴山。

确切点儿说，我的最终落脚点是黄河那边的一个小县陶乐。很显然，我对“隔河千里远”的古训理解得太肤浅了。记得当时，在平罗火车站下车时，已是深夜，我浑然不辨东南西北，只隐约地想，兄长在信中说过，平罗就和陶乐相邻着，应该快到了。

然而，我错了。同行的张伯很匆忙地拦住了一位好心的接站司机，我们搭着那辆吉普车，向着十多公里外的大武口奔去。来到宁夏的第一个夜晚，我的投宿点就在大武口的一个老乡家中（似乎冥冥之中已经注定我与这座城市有着割舍不清的情缘，几年后，已在首府银川工作的我，竟鬼使神差般的又折回石嘴山，在大武口一待就是数十年）。

第二天，我才知道，与昨晚相比，我们所处的位置与陶乐比更远了。随后与家里的联系更加深了我的这种感觉。

那时打长途电话只有去邮电局。记得当我踌躇满志地要通了陶乐方面的电话，没想到对方好像在另一个星球上一样，电话里一片刺啦啦的声音。随后是我兄长单位没有人接电话。当时我想，我哥哥在县委工作，不可能没有人值班吧。就这样，县委办、组织部、宣传部……能想到的单位都打电话了，就是联系不上，连接线员都烦了。最后，不知把哪个单位接通了，我忙报上了我哥的名字。还好，人口不多的小县陶乐，县上的人几乎都相互认识。我忙不迭地说明了事由，才诚惶诚恐地挂了电话，这时，一个上午已经过去了。

近在咫尺的陶乐，竟然一等就是三天。第四天，兄长风尘仆仆地从陶乐赶到了大武口。相见时的喜悦刚刚浮上脸庞，兄长忙忙地对老乡说：“河不好过，今天要回到陶乐，还得赶快走呢。”而大武口的老乡也似乎非常理解去陶乐的不易，忙说：“对，早走一袋烟，少赶三十三。”

汽车在简易公路上颠簸了约一个小时后，我们在平罗汽车站下了车。兄长说，只要等到从银川来的到陶乐的班车，今天就能回去了。有了这个念头，我的心情开始急迫起来，开始眼巴巴地瞩望从银川方向开来的每一辆公共汽车。在等了约两个小时后，终于来了一辆从银川驶来的去陶乐的班车。

上车的人很多，但大家彼此几乎都认识。他们一边拥挤着，一边热情地相互打着招呼。我在这种气氛中，渐渐融入其中。

超负荷的汽车向着黄河那边的陶乐缓缓驶去。

二

对陶乐那种刻骨铭心的感觉，还是在我上完四年大学，又回到它的身旁的时候。

1984年，我从宁夏大学中文系毕业。说句真心话，我是怀着真诚的报恩之心回到这块常常被人遗忘的“角落”的。

当时的陶乐，县城最多有两千多人。县小、人少不说，北面与内蒙古相连，东面是茫茫的毛乌素沙漠，南面被无情的沙丘阻隔了与灵武相连的路。唯一与外界相通的，是从西面渡过黄河出县。到了冬天，一旦黄河封冻不上，渡船又不通，县内县外十天半月断了联系，那是常有的事。

我在县里，偏偏是待在赶急活的单位——县委宣传部。加上我又是个“不省油的灯”，什么事都想干个好，在陶乐这个特殊的地方，麻缠事之多就不言而喻了。

都说陶乐是个被人遗忘的“角落”。我不信那个邪，硬是鼓动着县委领导，办起了宁夏第一份县委机关报。铅字印刷，一月一期，除在本县发行外，还向宁夏各市县发送。当时报纸先在贺兰县印刷，后在银川市印刷。不管在哪里印刷，都要过黄河。夏秋之季还好说，到了冬天，那种遭罪的事，让我至今难以忘却。记得1985年冬天，为了出版当年最后一期报纸，我想尽一切办法到了贺兰，谁承想报纸出来后，回不了陶乐。当时在贺兰一待就是半个多月，直到山穷水尽。最后不得已，将2000份报纸用绳一捆，一前一后，跨在肩上，踏上了漫漫的回家路。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从贺兰县城乘车到马家寨下车，又乘上到石嘴山的车，当天中午，随着人流从封冻的黄河冰面上小心翼翼地走过黄河，进入内蒙古，在岸边步行了几公里，搭了一辆从公乌素开往伊克昭盟（即鄂尔多斯）方向的私人运输车。说是运输车，实际是一辆破旧的囚车改制而成。窄小的车厢最多也就能载十来个人吧，但当我爬上车的时候，至少有三十人！没有办法，我只好护着两捆报纸，在透不过气的人堆里拼命地喘着气。行了约一个小时，在内蒙古与宁夏交界的一个叫“新坝”的地方，“滚”下了车。那辆破旧不堪的运输车吼叫着朝伊克昭盟方向驰去了，只扔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那个陌生的地方。

幸好是下午两点左右，尽管是在隆冬季节，但天色还不算晚。我瞅着周围陌生的人和房子，想着万一当天回不了陶乐该怎么办？兜里的钱已所剩不多，周遭也没有旅店。当时为了赶路，想着回家，我连饿肚子也忘了个一干二净。正在胡思乱想着，猛然间听到一阵拖拉机响的声音，果不其然，就像救星一样，一辆标有陶乐县红崖子乡字样的中型拖拉机从远方驶来。我急忙伸出双手，挡住了这辆拖拉机。拖拉机司机用一种非常惊奇的目光望着我，他大概看出了我一副干部的模样，但满身的疲惫和两捆包得严严实实的报纸与我的身份很不协调。当我一说是县上的，他显然是很高兴地喊了声：“那快上，一会儿天黑就赶不到了。”

以后的十几年里，许许多多稳便舒适的车我都坐过，但没有一次像1985年隆冬在宁蒙交界处乘坐那个红崖子乡青年农民开的拖拉机一样，让我觉得是那样的惬意、舒展！

三

1987年，我告别了刚刚工作半年多的首府银川，只身来到石嘴山。这在别人看来是很不可思议的事。

告别了繁华的闹市，我像一只孤雁悄然落至空寂的大武口。当时在我的脑海里对这座城市印象最深的，就是街两旁密密麻麻的满天星花儿，无忧无虑、无遮无挡地开放着。

说街头空寂，是一点都不夸张。当时的大武口区，最多也就有七八万人口吧。刚来那阵，听到过一句“银川的衣裳固原的油，石嘴山的街道吴忠的楼”的顺口溜，其中是说大武口区的街道宽宽畅畅，这可能与人口稀少也有关。记得当时，我们一帮筹办报纸的小青年，几乎都是单身，那时不兴喝酒摆场子，一到晚上，没事干了，就跑到街上转，可转来转去，除了我们，就是大马路，空****的，没几个人影。这也难怪，石嘴山市政府1975年才从石嘴山区迁至大武口，此前这里仅仅是一个小镇，周围又无农村依托。短短十多年工夫，能有多大变化？直到1988年，市委、市政府针对石嘴山“市不像市”的实际，提出“重点发展大武口”的城市发展目标后，大武口区的建设速度才快了起来。

从银川到石嘴山，我的使命是筹办市委机关报。在当时创办一张新闻性报纸，难度有多大，今天的人是难以想象的。令我刻骨铭心的事有三件：一是专业人员难以调配，二是报纸印刷无法解决，三是办公地点没有着落。

先说人。当时哪有现成办报纸的人，只有从各区县表现比较突出的通讯员中选调。记得我刚来时是1987年3月，出版第一期试刊报纸时，已到了5月，但人员还是光杆司令一个。到了6月份，才勉强从矿区调来一位搞摄影的同志。到了7月，借毕业生分配的光，我们终于挖来了一个大学生。当时挖这位女记者，还有一段有趣的插曲。听到市人事局说有一位从宁夏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来报到，家是石嘴山矿务局的。我们喜出望外，连忙跑到市人事局询问情况，人事局同志说那女孩刚刚离开。我们忙跑到楼下。看到一位学生模样的女孩，估计可能就是吧。但当时我和那位搞摄影的同事都不敢上前询问，怕弄出笑话。我们只是跟着那女孩上了开往近百里外的石嘴山区的班车，直到她下了车，走回她在矿务局的家，我们才确认她就是那个大学生。我们这才上前说明来意。这事都过了十几年了，今天想来，仍为当时的懵懂怅然。

人有了，报纸印刷却是难事。当时报纸印刷说起来，恐怕人们都不相信。当时印刷只能去五六十公里外的银川。刚试刊那阵，人手少，大多数人又不太懂得印刷程序，这可苦了我，只得拿起几年前在县上办报的底子，往返于银川与大武口之间。有一次，一天跑了两个来回，当与同事一起从班车上抬下近万份报纸时，浑身像散了架似的，坐在路边连动都不想动一下。就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了五六年。

报社最早只有一间房子。1988年9月，人马基本上齐了，一下子有了十来个人。一间房子显然不够办公。在市委领导的关心下，先把市委的门房借给了报社，这样总算有了安身之地。虽然简陋，冬天还要烧一个大铁炉，弄不好第二天就得挨冻。但简陋也有简陋的好处，一是在市委门房，通讯员来送稿很方便，不用进市委大楼就到，因此报社常常是欢声笑语，其乐融融。再就是一到盛夏的傍晚，我们一群年轻人吃完晚饭，一抬眼，就能看到街道两旁蓬蓬勃勃盛开着的满天星花儿。劳作之余，有一片醉人的蓝色花儿映入眼帘，想想，那是多么令人惬意的事啊！

时过境迁，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当年创业的那一帮年轻人多已“劳燕分飞”。作为一家市委机关报，《石嘴山报》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以日报的形式成为石嘴山70多万人民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如今的大武口区也今非昔比，街道两旁曾惹人心醉的满天星花儿也早已被栽植的油松、刺槐所替代。但是我想，无论是谁，只要曾给这世界留下美的影子，留下过令人回味的事物，那么，他也就无悔无愧了。

一如那虽然轻贱却美丽过空寂的煤城街衢的蓝色花儿！

（供稿：王跃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