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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琼摆边花马池（第1页）

王琼“摆边”花马池

“摆边”是明代在西北边境中常用的一种守边拒战之法。明三边总督王琼就曾在今花马池一带采取“摆边”之法戍边御敌。

嘉靖七年（1528）二月，已经70岁的老臣王琼以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提督三边军务。王琼赴任后，巡视险要，有针对性地提出御边防守之策，认为“御戎之道，以守备为本，不以攻占为先，且吾聚兵3万，用费千金，利于连战。若潜师以待，贼或不来，久之师老食尽，兵悉罢散，而贼仍拥至，岂不失策乎”。于是王琼针对宁夏、延绥等地边镇士马各守其地、互不相及，致使鞑靼诸部往往能够轻易窃入，拒之则无人，逐之则不易的问题，提出了将各镇士马分布在鞑靼诸部有可能进入的地方，用“摆边”之法，以拒其入。

所谓“摆边”，即王琼演练的“摆墙拒战之法”。根据《皇明九边考》等史书记载，明代河套千里之地，有数万鞑靼部入居其中，趁逐水草，四散畜牧。如果准备大举南下，则传令诸部，晒干肉，收乳酪，并按约定时间聚众而进。集合的队伍达到两三万人时，夜间火光连绵，望之无际。

这时，明军夜不收（明代边防哨探或间谍）在远处瞭望就能够得到准确信息，边防守军随即做防御准备。此外，鞑靼部南下快要靠近边墙安营，必须选附近有泉水的地方。而花马池一带边墙外只有锅底湖、柳门井，兴武营外有虾蟆湖，定边营外有东柳门井等几处井泉，其他地方皆无井泉饮马。而这一带沙丘凸凹，蒿草深没马腹，数百骑或可逶迤而行，大队人马就难以通行。因此，鞑靼诸部大举南下必由花马池一带有水草处结营而入，自兴武营、清水营入者间而有之。于是王琼决定置军夫沿沟垒守之，以墙为障蔽，教演墙下战敌之法，是谓“摆边”。

鞑靼部见明军有备，未敢由此南下，改趋灵州。灵州守将遵照王琼令，“以拒贼出境，保障居人为上策，不以多斩首级为奇功”，并用火器、神枪、大炮、弓箭等将鞑靼部击退，灵州屯堡得以安保。王琼又率军从花马池出兵袭击。“万马夜出，嘶啼之声闻十余里，贼遂起营北遁200里之外无贼踪。”此后王琼又命明军东自定边营，西至横城堡，东西300多里一齐出境。鞑靼各部见“南朝人马硬，不比往时，俱移营往黄河南岸”。

鞑靼部远徙后，王琼移师还镇，所过城堡百姓迎拜路旁，曰：“凶荒二岁矣，今秋颇成熟，赖公摆边，得收入盖藏矣。”（王琼《北虏事迹》）不过王琼认为北拒鞑靼部南下，仅用“摆边”之法还不够，须修筑防御工事。他遵用《易经》重门御暴之理，在鞑靼部易入地区挑沟挖堑。

具体办法是，从定边营南口，往西北至宁夏横城旧墙，开堑210里，筑墙18里；从宁夏城平虏所五岔渠，西至贺兰山枣儿沟，开堑34里，皆临边设险，谓之“防胡大堑”。挑沟挖堑具有良好的防御功能，自此鞑靼部难以**，内地得以安堵息肩。

嘉靖二十九年（1550）六月，蒙古部族首领俺答集结10多万精骑兵围京城，在城外抢掠大量财物、牲畜及人口后满载而归，是为“庚戌之变”。“庚戌之变”后，朝廷中的一些人对“摆边”拒敌之法提出了批评。

宣大山西总督翁万达上言：“主兵摆列，俱沿边界，不屯驻于腹里者，谓兵宜据险，不宜退守，且恐势分则力弱也。”兵部主事刘焘认为：“摆边不如合战。”兵部尚书杨博更直接：“十指更弹，不如合拳之一击。”

戚继光也曾提出：“夫摆边之设，须驻重兵以当其长驱，而又乘边墙以防其出没，方为完策。”抗倭名将、蓟辽保定总督谭纶提出：“御敌之策者，其意莫重于摆边，尤莫急于设险。”

关于“摆边”拒敌之法，《嘉靖宁夏新志》也有记载：“自边墙完工后，具奏尽弃其马，以为减草料之费，息喂养之劳。惟置军夫沿沟垒守之，谓之‘摆边’。”至于“摆边”士卒之艰辛，当时宁夏巡抚冯清的《边人苦》描述得较为详尽：

历边颇有年，穷边悉可数。

边患每萦心，边差乱如缕。

余夫输边粮，壮夫隶边伍。

边戍岁无休，边征身何怙。

修边妨耕锄，巡边历沙卤。

边儿解兵戎，边女废织组。

边弊茧抽丝，边虐旱思雨。

逃亡度边关，携扶弃边土。

宁夏名士管律也对这种“筑墙置戍”“重门御暴”的修边、“摆边”

防守功能持怀疑态度。尤其是对在河东“深沟高垒”筑成后，宁夏巡抚张文魁、兵部尚书兼三边总制唐龙等为了节省草料和喂养之劳，裁撤戍守东边的骑兵，改用步兵沿沟垒巡守的“摆边”做法提出批评：“今摆边之谋，一举而五弊存焉：无奇正、无应援，主将不一而运用参差，士卒分散而气力单薄，悉难于节制矣。以五弊之谋，御方张之虏，不赀敌之利者几希？”管律又引用李梦阳《胡马来再赠陈子》中的诗句表达对“摆边”做法的不满：“当年掘地云备胡，胡人履之犹坦途。闻道南侵又西下，韦州固原今有无。从来贵德不贵险，英雄岂可轻为谋。”

（撰稿：党英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