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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道新调省作协离开朔州的时候，曾反复安顿他电厂的朋友，一定要照顾好老黄。一个叫王勇的年轻人，按着道新的意思，不仅逢年过节总来看我。而且平时也常打电话或直接来家问长问短，给予了不少关照。更重要的是，道新给我的好多书，都是他及时给我送来的。所以我们之间，也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他在北京出差的路上，出了车祸以后，我和道新都同时掉下了悲痛至极的眼泪。道新说：“一个好人走了。”我说：“他还年轻，太可惜了。他捎给我的那些书，我将永远保存好，这是我们三人的友谊象征。”

著名作家李锐曾在文章中写道：“生活中的钟道新，抽烟，好酒，爱棋，喜欢交际各路朋友，喜欢在餐桌上谈天说地，对朋友古道热肠，颇有些仗义疏财的豪情。”这话说得很准确，我多次在餐桌旁，听他说古论今，跟着他的话语去漫游古今中外的景点盛世。后来我体会，这也是一种阅读内容，一种交流的形式。对他与朋友的古道热肠和豪情厚谊我更感悟至深：自他到省城以后，我每次到太原的吃喝住行，一切他都包揽下来。有一次正赶上他去阳泉看望《苦菜花》电视剧排练，便给我打电话：“你到宾馆总台要上我订的房卡先住下，晚饭已有安排，我一定赶回去陪你。”

这就是钟道新的性格，这就是他对朋友的态度。他在大同电厂曾挂副厂长之职，那时，我曾问他：“你分管什么？”他很幽默地说：“我只管两样：一是吃饭，能招待朋友；二是汽车，能去看望朋友，别的我什么也不管。”可见朋友在他心中的地位。日常，我们的联系主要靠电话，每次电话他不但能传来文学界的动态，而且还往往聊起省内外乃至国内外的前沿信息，因此通话时间都得半个小时，有时还在一个小时以上，如果是我先打的电话，他一定是先把电话放了，再打过来。虽然电话费对我们都不算重要，但在这些小事上，他也先考虑的是朋友。道新为人有他的独特智慧和风格，我很敬重他的一点是无论何时何地都特别尊重对方，尽量不伤别人的面子。有一次，一个愣后生闯进屋对他说：“你有没有病，我认识一个神医。”在场的人都觉得这话很不合适，也都愣了，道新却平静地说：“你想不想进监狱，我认识一批劳改犯。”大家哈哈一笑，就过去了，谁也没伤面子。事后道新对我们说：“农村一个烧砖窑的，挺实在，也是个朋友。他不爱看书，文化也不高，我经常给他找点儿通俗读物，慢慢地也能看下去了。”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天伦大道藏于每个人的心底。《论语》中所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已经成了道新为人处事的内心依据。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也不会伤朋友的面子，总要让人下得了台。

“君子”是孔夫子理想的人格标准。有人曾问孔子，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为“君子？”孔子说：“君子不忧不惧。”又解释说：“反躬自省，无所愧疚，当然没有什么可忧可惧的。”

钟道新够不够这个理想的人格标准，我没资格下这个结论，但是从他的阅读、创作、社会活动，特别是从他与众多朋友相交相处中，我有理由相信他是按“君子”的理想人格，做人行事的。至少他对我是完全做到了“君子之交淡如水”。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最高道德就像水。水，滋润万物而不与谁争，这是一种高标准人格的象征，我喜欢而且尊敬这样的人。

钟道新没有受过任何高等教育而成为著名作家，并能用君子的理想人格为人处事，一是家庭教育好，二是个人刻苦读书。胡适说过，凡能做成一点儿事的人，都是有天赋再加刻苦努力。钟道新的父亲钟士模先生是中国最早的自动控制方面的专家，系美国麻省理工博士。曾在清华大学任教多年，后任自动控制系主任，门生故旧遍天下，两个兄长都是成名教授。无论从哪方面说，道新都是高门望族。他虽然很少谈到他的家庭出身，但人们还是从各个渠道对他幼年在清华园的生活环境有所了解。钟家这个很有希望的老三，后来没有念成书，初二文化，下乡山西。有人说，不是知青下乡，他成不了著名作家；也有人说，不是知青下乡，他早就成了著名科学家。我则崇敬中国那句老话：“最是书香能致远。”道新刻苦阅读的精神和他的超人的智慧都感人至深，我深信央视三频道经常喊的那句话：是金子总是要发光的！

在此文的结尾，我不得不提一下那个令人震惊而悲恸的时刻，2007年8月3日中午，56岁的钟道新，在山西省作协门口的小摊买东西时，突然说了一句“好难受”，然后摔倒在地，经紧急抢救，但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50分钟后，人们无奈地接受了钟道新去世的噩耗。

钟道新是新时期文坛的“晋军”重要代表之一，对山西乃至全国的文学事业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英年早逝，真可谓是“千古文章未尽才”。好在他为我们留下了大批中、短篇小说，还有十多部长篇小说以及许多散文、随笔和影视作品。我们相信，他的文字和名字，必将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那个忠厚、智慧、儒雅对朋友真心似水的“君子”，在全民阅读中，会永远和读者以书为媒广交朋友，他的“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朋友，也会越来越多。

大作家的小故事

记得那是一个礼拜日。作家朋友钟道新，拿了一本《托尔斯泰箴言录》来找我闲聊。他说，这是本小册子，不是巨著，但将托尔斯泰各方面的箴言都汇集到一起了，有空儿可以读一读，里边有些话说得还是很有味道的，对文学创作可能会有些帮助。

我清楚，有一个多月，我们没见面，都想在一块儿聊聊了。和这样的好友敞开心扉聊天，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幸运。这天，我让宾馆服务员泡我带去的西湖极品龙井茶，喝得有滋有味儿，聊得也就开心有劲儿。而且越聊越高兴，聊得范围也很广：文学创作、历史典故、读书感受、社会热传、民间风尚，还有名人评说等，闲聊，闲聊，越聊就觉得越应该聊，该多聊。在这些闲聊中，我已经多次感到，这不仅是开阔视觉、增长知识的好途径，而且还很有乐趣，有时还能记住一些故事，感到很开心，很舒畅，甚至很兴奋。

这天，我们聊来聊去，就聊到了一些大作家的故事：在谈到世界文坛巨匠时，钟道新简直是滔滔不绝：什么莎士比亚的那些喜剧和悲剧及其作者本身的成长故事，还谈到了恩格斯对他的评价；聊到其著作总集名为《人间喜剧》，却以人生悲剧收场的巴尔扎克的时候，我们对他又敬重又惋惜；对那个很有特殊性格，在俄国最受人们喜爱的小说家托尔斯泰，我们俩都觉得有说不完的话，托翁的故事也很生动，讲起来让人难以忘怀。钟道新对国际上的名人了解得比较多，包括政治、经济、文学乃至军事方面的人物他似乎都有兴趣。于是，我们还用了不少时间谈到英国曾两度当选首相的丘吉尔，聊到中国的作家，我最崇敬的是巴金，谈到巴金，我就和钟道新说我年轻时，一个挺要好的朋友，因为我爱读巴金的书，曾经不止一次地批评我是小资产阶级情感。我当时接受不了，他还挺有耐心，真的是怕我走错路。那时候文化战线的空气确实也有点儿紧张，批判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已经开始，我明白那个朋友是真心实意地在帮助我，最后我们就成了很知心的朋友。说到这里，道新哈哈大笑。他说，看来读书也有阶级性，还得注意时代背景，你遇上了一个好人哪，那时巴金的书在太多太多的青年中都有影响。我说，我就是其中一个，而且受的影响还比较深，所以啥时我都忘不了那个朋友，接着我们就聊起茅盾、郭沫若、冰心。当然，还谈到了赵树理和马烽，因为他们是山西人，聊起来就更觉得亲切，所以聊得兴趣也越来越浓。在谈到煤矿作家时，我们首先还是谈到他给我买的那本刘庆邦的长篇小说《红煤》。道新说刘庆邦的小说不管是长篇还是短篇，是写矿工还是农民，人物刻画都很成功。我说，那是我们煤矿作家的一面旗帜，我总想学人家，可这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道新给我鼓劲儿打气，各有各的情况，你这两年也写了不少东西嘛。我哈哈地笑了：“道新，你用不着鼓励我。我还想聊聊夏衍，那也是我最敬佩的一位老作家。”这时候，一位服务员走来说：“我们经理问你们要不要安排晚餐。”我说安排吧。道新说，不用了，我已经有约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找机会再聊。

平常我睡觉还可以，可这天晚上却失眠了。翻来覆去，脑海里总是白天聊的那些大作家的形象和故事。吃了片安眠药，也没起作用。后来，干脆披上衣服，坐到电脑前，就将脑海里赶不走的那些个小故事，小段子，都嘚嘚嗒嗒地存到了电脑里，啥时候想用，还可以翻腾出来嘛。

托尔斯泰的几个小段

托尔斯泰的作品，由于其卓越的真实性和浓郁的现实主义色彩以及深刻的心理描写，赢得了众多理论家的好评和广大读者的齐声赞誉。他的巨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都以宏大的结构和严谨的布局、丰富的人物以及那些哲理性的长篇大论，都成为19世纪世界文坛的标志性成果，使他成了世界文坛的巨人。

1901年，对世界文学影响巨大的诺贝尔文学奖开始颁发。当时人们都认为托尔斯泰是当之无愧的人选，因此提名和推荐的人络绎不绝。然而托尔斯泰并没有获奖。于是，引起世界一片哗然，这件事就成了文学界争论不休的一个重要议题。许多人士纷纷撰文或写信对此表示不满。1902年，瑞典42名作家和评论家联名写信表示抗议并表达对托尔斯泰的崇敬之情。在这种情况下，有关方面就不得不作出一个公开解释，说托尔斯泰之所以未能获奖，是这位杰出的作家，对社会道德所持的怀疑态度与诺贝尔所设此奖的初衷相违，所以不会颁奖给他。

其实，获奖不获奖，丝毫也不影响托尔斯泰对社会的思索和在文学创作中的追求，反而更加坚定了他对自己创作方向的信念。事情过了一个世纪以后，人们说到这个不大不小的故事，还是感想颇多。“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现在，人们越来越觉得，诺贝尔奖没发给托尔斯泰，这绝不是托翁的遗憾，反而让世人越发感到托尔斯泰是个真正值得尊敬的作家。

在一个谈笑风生的场合，有一个冒冒失失的后生，当众调侃托尔斯泰。他问：你这个世界有名的大作家，除了会写小说以外，还能干什么？

当时，在场的人都很吃惊，他这是开玩笑吗？这个玩笑开得太过分了！那时，托翁已是花甲之年，怎么能不给老汉留一点儿面子呀！

托尔斯泰当时却出奇的镇静。他不但没有对这样的嘲讽还嘴，而且还轻轻地笑了笑，就不吭一声地回家了。

回到家里，托尔斯泰立刻就忙活起来。他的“车间”就设在他的书房旁边，一张大木台子上，摆着榔头、钳子、锉刀、改锥等不少工具，旁边放了几块干干净净的皮子，墙上还挂着干活时围的围裙……他连续几天，就在这“车间”低头弯腰地忙活。开始，人们闹不清他这是要干什么，过了几天才恍然大悟，原来是那天他听了那位青年朋友的调侃，心里好像又进一步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觉得人家说得有一定道理。于是，就下决心亲手制作了一双很漂亮且结实的高腰皮靴，郑重地送给了他的大女婿苏霍京。

大女婿苏霍京得到这双皮靴，如获至宝，这么贵重的礼物，怎么能舍得穿在脚上呢！左思右想，就将这双皮靴端端正正地摆在了书架上。当时，《托尔斯泰文集》已经出版了十二卷，他便给这皮靴粘上了标签儿：“第十三卷。”此举，在文化圈乃至广大读者中立刻传为佳话，并为这位世界文豪点赞叫好。

托尔斯泰听闻后，哈哈大笑，连声说：“那是我最喜欢的一卷。”

托尔斯泰的长兄尼古拉，从母亲那里记住了很多故事，他最爱给托尔斯泰讲的是一个“绿棍子”的故事。这个故事很令人神往，更使托尔斯泰着迷，说在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埋着一个很有魔力的绿色棍子，上面写着能让人们摆脱灾难、人人都能获得和平和幸福的“绝密”。如果谁能找到这个“绿棍子”，那他就可以实现这些人类许久以来的向往。托尔斯泰简直被这个故事迷住了，这不正是他所追求的目标吗？他的全部著作都可以看作是他追寻美好愿景的空谷足音。他的大女儿曾经说，他对这个故事一直都念念不忘。到了晚年，在一次散步的时候，还在讲这个故事。

托尔斯泰被人们誉为“全人类的骄傲”。他的全集出版了九十卷，人们称其为“百科全书”和“文学艺术中世界性学校”。这些作品的精神之丰富、深邃和博大，为世人所叹服。他又是货真价实的贵族出身，可以顺理成章地当一个被某些人羡慕的“精神贵族”，而最让托翁深恶痛绝的也正是这种“贵族意识”。他一生念念不忘那个绿棍子的故事，一直致力于他的“平民化”理想。据说他自己扶犁、耕地、种菜、做鞋。他到临死都信奉：劳动，只有在劳动中才包含着真正的幸福。而且他尽他的努力去实践他的向往。有一次，他路过一个码头，遇上一位贵妇人，就要雇他去当搬运工。他也就顺从地答应了，便立刻弯下腰，扛起箱子和别的工人一起干起来。贵妇人看他表现不错，便给了他五戈比的奖赏。托翁便高兴地收起来了。这时候，码头上有人认出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托尔斯泰。于是许多人围过去向他问好。那位贵夫人感到很不好意思，便想要回让她羞愧的那五戈比，可被托尔斯泰坚决地拒绝了。他说：“这是我劳动所得，我很重视这个钱，不在乎有多少。”

由于家庭特别是妻子索菲雅的原因，1910年10月28日清晨，托尔斯泰从家里出走了，而且决心永远不再回来。他究竟要到哪里去，无人知晓。他只是想在远远的地方租一间农民茅屋住下来，从而摆脱贵族的生活，和千千万万的农民一起度过自己的晚年。不幸的是他在秋风中着了凉，82岁高龄的老人经不住旅途的颠簸和劳累，终于病倒了，只好在一个小小火车站住下来。经医生诊断，他患了肺炎。

托尔斯泰病倒的消息立刻传遍了全世界，小小的车站很快成了世人瞩目的中心。作家的家庭也收到了许多慰问电函。他的妻子索菲雅闻讯后也连夜赶到了那个小小火车站。但人们怕她的到来对托尔斯泰产生致命的后果，没让她马上见到作家。过了好几天，她才被允许同丈夫见面。她静静地走到他的床前，跪下来，轻轻地吻着他的手。遗憾的是，托尔斯泰那时已经不省人事了。医生紧张地为他做了人工呼吸，但他的呼吸越来越微弱，最后终于停止了。这时，正是1910年11月7日的清晨。

托尔斯泰的逝世震动了整个进步人类，反动沙皇不准人民举行悼念仪式。可是成千上万的人不顾警察的阻拦，护送着灵柩，离开了那个小小的火车站，一直将他护送到了一个美丽的峡谷边缘上，这里的白桦树和毛榉树的丛林中，是作家儿时细心寻找那根有魔力的“绿棍子”的地方，也是他开始探索使人摆脱灾难、消除罪恶、获得幸福“秘诀”的地方。就在这地方，人民群众为自己的伟大作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将他的遗体安葬在这里。

作家墓前，没有墓志铭，没有十字架，但他用毕生精力，紧张探索和艰辛劳动所铸成的不朽的纪念碑却高高地耸立在欧洲19世纪文学的顶峰，并放射着闪亮的光辉。

巴金的两个小段

1936年秋，某日，巴金收到了一封信，拆开一看，是个女高中生写来的。信中谈到了巴金作品给她的启发鼓励和教育。她说自己被小说中的故事、人物和流畅的文字吸引住了，在信的末尾写道：“我很愿意知道你现在的情形，告诉我一些关于你的故事吧。”这个学生叫陈蕴珍，笔名萧珊。她是上海某女中高中毕业生，是个思想进步爱好文学的青年，也喜欢动笔，写过一些作品。三年前因为参加学生运动，曾被开除，不得不回到家乡宁波住了几个月，才再来上海考爱国女中。这个学校的教师很欣赏萧珊的才华，也鼓励她看各种课外书。因为她看巴金的书很多，很喜欢巴金的那些书和书中的故事与人物。就情不自禁地提起笔来给巴金写了一封信，诉说她对作品中人物的同情，也说了自己家庭和学校的情况以及自己思想的苦闷。同时还寄去了自己的一张照片。

巴金看信后，像平时对读者的复信一样，总是很坦率地讲出自己对某些问题的一些意见。他们通信后，联系也就逐步多起来了。第一次见面的地方，是在新雅饭店。巴金发现这是一个既诚恳又热情的姑娘，还长了一双美丽的大眼睛。第一次见面她就坦率热情地提出，请他到学校去演讲。因为她还是学生会的一个负责人。巴金深知自己不善于在许多人面前讲话，更不善于演讲，所以他就一再推辞，婉言谢绝了。但萧珊没有退却，又进一步提出请求：请巴金邀约别的朋友、作家一起到学校演讲。巴金无可奈何，就约来了李健吾同去。李健吾很会讲话，讲得很生动，果然受到学生们热烈欢迎。巴金只讲了几句，而且讲得不够流畅。但他的作品，学生们读得很多，作品中的人物，不少学生都很熟悉。巴金一上台，大家就像见了自己的亲人，立刻就响起了热烈掌声，而且经久不歇。他讲的第一句话也很朴实“我是四川人”，让人感觉特别真实特别恳切，也就给人留下了难忘的记忆。那天的会由萧珊主持，她非常兴奋，同学们也都很感谢她，能请这么一位能使人倾倒的作家来和大家见面。

在八年多的恋爱生活中，巴金和萧珊共同经历了艰苦动**的生活。战争紧张时期，他们从广东到广西，从昆明到桂林，从金华到温州，时而上海，时而四川，分散了，又重见，相见后又离别，但他们的心总紧紧连在一起。每当落在困境，萧珊总是亲切地在巴金耳边说：“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的身边。”有时她还问他：“你说我们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巴金说：“做一个战士—现在是战争年代，是抗日的年代，战士是最需要的，但这样的战士并不一定持枪上战场。他的武器也可能是知识、信仰和坚强的意志……”萧珊听了这话，总觉得心宽眼亮。

1944年5月，经过八年多恋爱生活的巴金和萧珊旅行结婚了。当时，巴金40岁，萧珊27岁。他们选择在贵阳郊区一个小小的宾馆为结婚地点，既不举办仪式，也不邀请客人，更不大办宴席，只是两个人到贵阳城里逛了逛，回来时在一家小饭店随便用了顿餐—这就是他们的结婚仪式。当时，巴金正在写小说“抗战三部曲”的第三部，学过历史和英语两个专业的萧珊，不仅在生活上是巴金的忠实伴侣和知心朋友，而且在文学事业上也成了他的一位配合默契的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