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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华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特殊表现（第1页）

第一节中华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特殊表现

文明的本质内涵，即历史地凝结成的人类生存方式，既表征人类超越自然的实践创新，亦表征人类克服野蛮的社会进步。因此，“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决定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华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承载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彰显出独具中国特色的文明气质。

一、中华文明遵循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

实践是探寻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锁钥。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展开并不断重构着两种基本的生存结构：一是主体—客体结构，即人与自然在实践层面的交互作用；二是主体—主体结构，即人的各种社会关联、社会关系的构建。与此相对应的是，人类文明的发展也存在两大基本规律：一是文明在劳动创新中推进，二是文明在交往学习中提升。就前者而言，“劳动创新”主要指的是人类劳动工具或生产工具的创新，包括“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和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自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生产工具大致经历了“人手工具—人手动力工具—蒸汽动力工具—电气动力工具—智能动力工具”的发展过程，人类文明的演进与之高度契合，呈现出“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的发展序列。生产工具的革命往往成为文明革新的先兆。比如，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翻开了农业文明的新篇章，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进打开了工业文明的新世界等。正是这些象征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工具的创新，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提供了重要动力。就后者而言，人类各种文明都是在同其他文明的交往学习中延续、发展和进步的。按照布罗代尔的说法，“没有一种文明可以毫不流动地存续下来：所有文明都通过贸易和外来者的激励作用得到了丰富”。所谓“贸易和外来者的激励作用”，表征的正是基于文明交往之上的相互学习。比如，起源于西亚地区的基督教后来成为欧洲文明的宗教内核，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后来演化为东亚儒家文明的重要内核。诚然，非和平友好的负态交往，如侵略、征服等，本身是非文明的和野蛮的，但随之而来的被动学习在客观上仍使“先进者”的长处为“落后者”所充分吸收，继而在客观上促进了文明发展。由此可见，不论是历时态视野还是共时态视野中的人类文明，均无法背离在劳动创新中推进、在交往学习中提升的发展规律。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在人类文明的卷轴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正是由于其始终行走在契合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正道之上。

二、中华文明彰显独具中国特色的文明气质

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固然具有普遍性意义，但具体到不同的文明单元，其表现形式是不完全一样的。“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以独具中国特色的表现形式承载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

第一，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与中华文明同时期诞生的其他古老文明，大多数到了铁器时代早期就由于外力因素中断了发展历程，从而不再作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存在。相形之下，中华文明西接高原、北邻朔漠、东面大海的特殊自然地理环境为其构筑了阻隔外部入侵的天然屏障，确保中华民族的劳动创新代代相承、节节攀升。

第二，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中华民族的劳动创新是在维护自身文明主体性的基础上的创新，尤其是面对新事物、新挑战，中华民族从来不泥古不化、畏缩不前。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威逼之下，中华民族承认西方工业文明的优势，主动向西方文明国家学习，但仍然“以坚持自己的方式进行自我改变”，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再次迎来了自身主体文明的高光时刻。由此可见，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以保持自我、发展自我为前提，这也是其能够开创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的原因所在。

第三，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中华文明的地区分布上看，中原核心地区与周边民族地区的频繁交往互动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张力结构，中原文明核心地带与四周文明边缘地带的特殊互动关系是产生中华文明强大生命力的源泉。在共同的生产及生活需要的驱使下，长期以来，生活于中原文明核心地带的汉民族与杂居于四周文明边缘地带的少数民族展开了多样化的贸易和文化交流，这种社会性的互动学习促使中华民族在文化上兼收并蓄，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在情感上相互亲近，构建起多元一体的文明发展格局。正因为如此，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信念深深镌刻在全体中华儿女的基因深处。

第四，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历史地看，以稳定的农业生产为劳动创新提供物质基础的中华文明，因其生态和人文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而面临诸多方面的压力和挑战，从而更加注重协作、组织、管理，也就必然孕育出兼容并包的文化心理。因而，包容性是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形成的内在特质。以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的兼收并蓄为例，起自西汉、盛于隋唐的佛教入华是中华文明同异域文明的首次碰撞。佛教的六道轮回、因果循环、不生不灭等观念殊异于中华文明原生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一度受到统治阶级和士人阶层的强烈排斥。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文化的精髓为儒家、道家所充分吸纳，一方面形成了包括“性、相、台、贤、禅、净、律、密”八大宗派在内的中国化佛教理论和派别，另一方面催生出理学、心学等儒家学派，开启了中华文明发展的新阶段。

第五，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从源头上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特质。一者，中华大地上各区域文化间适当的距离使中华各民族于集体无意识中选择了和平的交往互动方式，大大降低了文明的发展成本。二者，不同于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受制于地形破碎、土壤贫瘠的自然环境，中华文明拥有集中连片的广阔平原、肥沃且易于耕作的土地以及良好的气候条件，完全能够自给自足，因而并无通过对外扩张获取资源的必然需求。在此基础上，中华文明养成了协和万邦、亲仁善邻的文化精神，在对外交往中始终坚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原则，将“和合”的文明理念贯通于历史全过程，传布于社会各阶层，彰显于发展各领域。

总而言之，中华民族劳动创新和交往互动的特殊性塑造了中华文明独具特色的文明气质，这种气质随着文明实践的历史展开逐渐转化为文明优势，谱写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史。但遗憾的是，文明优越性的长期积淀不可避免地固化了中华文明的思维模式，消磨了中华文明自我革新的勇气和意志，终于使其在18世纪以来的东西方文明大分流中日益走向封闭和保守，与时代潮流渐行渐远。鸦片战争不啻为中华文明重新自觉的警钟，为了一扫蒙尘受辱的阴霾，先进的知识分子向西方遍寻济世良药，可无奈维新也好，共和也罢，均无力引导中华文明回归契合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正道。正当此时，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成功让中华民族看到了延续文明火种的希望，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开启了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探索之路，“第二个结合”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