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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结合实际为学不辍（第1页）

第5节结合实际，为学不辍

笔者问曰：如何让自己在多方面有所发展。

陈廷敬答曰：举一反三，融汇贯通，可丰富其所学。

除了诗文，陈廷敬在文学方面的造诣还有很多，比如杂文、政论文、记叙文等。陈廷敬的杂文包括一些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点评，政论文多以奏疏等形式呈给皇帝，记叙文包括收录在《尊闻堂集》中的《汉高帝得天下之正论》、收录在《午亭文编》中的《汉高帝知吕氏之祸乱论》等。

陈廷敬从历史典籍中总结出“三代以上之帝王，其名最著于世者，无过尧舜禹汤文武，使人君者好尧舜禹汤文武之名，求尧舜禹汤文武之实，因而以成其名，安见名之遂不好！”又说：“帝王以天下为家，一言之微，有前后左右之窃听；一行之细，为子孙臣庶之隐忧，是以圣帝明王必慎乎此。”

陈廷敬在《杂著·困学绪言若干则》中写道：“君子以身言，小人以舌言。故欲知其人，观其行而已，言未可信也。”“若一向辟缁黄，斥异学，虽其议论明快俊真，而不问其实践力行，自得乎己者何在？则亦徒托之空言而已矣。”

在陈廷敬的学术著作中，《杜律诗话》算是比较特别的一本。陈廷敬创其初衷是为了让儿子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学习杜甫的诗，所以在进行编写的过程中，他花费了大量心思，注重新意，将每一篇诗分析透彻，并旁征博引，丰富自己对诗的理解。

在对一些诗进行诠释时，陈廷敬运用了同理心。同理心属于心理学范畴，是指将自己设身处地，站在作者的立场和角度去思想，以产生与作者相同的情感和情绪，即人们常说的换位思考。

陈廷敬在分析杜甫诗时，首先将自己代入杜甫所处的时代和环境，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人物心理和事情始末，进而通过已有的种种诠释方法对杜甫真正想要表达和传递的信息进行系统分析，是以出自他手的《杜律诗话》不但具有文学价值，同样具有研究价值。

在陈廷敬的学术著作中，最多的还是关于经学研究方面的文章和文集。主要有：《三正说》《春秋始隐公论》《书钱氏春秋论后》《古今易说》《春秋齐桓文说》《春秋因事约文说》《春秋为史法说》《经解》《岁终讲义循例题明疏》《经学家法论》等。

在表明自己的经学观时，陈廷敬说：“愚按朱子此议，欲治经者以注疏为主，而兼取诸家之说，以求其至是，亦未欲其专取一家之言也。……今之学者不然，《易》则专取本义，《诗》则集传，《书》则……盖不惟诸家之说，概不列于学宫，而举朱子所云专以为主之注疏，学者有终其身不知为何物者矣。即如所谓《大全》者，又非甚别于专家之说，而有独见之论意辨晰，以求其至是者，亦大异矣。”

陈廷敬认为，《大全》一书所包含的内容不错，但若试图只以兴修“大全”之名而兴经学，却是不可行之举。他认为，学习经学在于精细，不可急于求成。义疏固然有益于后人学习和理解经学，但学者们不应为了成书而疏注，而是应抱着严肃的态度，以研究为基础，进而编写疏注。

陈廷敬认为“盖经学之弊，原于时文。昔者经义之兴，本以论断为体，不执一说；引据经传，非如后之描画声口，簧鼓吻唇，乳儿小生，侮圣言而代为之词势，不得不单富士康一家之训诂，以便行文。而其腐朽恶烂，不逾时历岁。改头换面，以趋新巧，使学者穷年积月，从事于无用之空言，考其实，枵然无所得也，又何有于经学哉！”

陈廷敬直言抨击了当时社会中存在的关于经学研究的误区，提出经学研究是件严肃的事情，不可盲目信从已有言论，即使是著名学者之言论，也当用心推敲，确定其言是否正确。他希望研究经学之人可多参照一些已有的学说，对比之后再做决定。他还希望人们要“革时文之敝”，以免败坏学风。

陈廷敬之父陈昌期特别爱好经学研究，“为学以穷经为亟，深于《易》、《礼经》，尤好程子《易传》。尝言《曲礼》上下篇当仿《学》、《庸》，列《四子书》中。”陈廷敬会对经学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并极荐康熙以经学治世，自是受了他父亲的影响。

为康熙讲经时，陈廷敬喜欢着重强调经学的应用。于他而言，学好经学可治乱世，也可辅盛世。在任经筵讲官的日子里，陈廷敬每日与康熙探讨经学，在此过程中二人均受其益。为了更好地回顾探讨的知识，也为供后人参考，陈廷敬将康熙与自己就经学内容展开的对话整理成册，编成了《讲筵奏对录》和《日讲四书解义》。这两本著述可称得上陈廷敬多年来担任讲官所用的讲义，其中记载了许多他的精辟观点和独到的论述。

陈廷敬在为康熙讲解《易经》时曾提到：“窃惟体乾德之运行，学惟时敏；成圣功于岁月，理本日新。盖百王之治虽殊，道实同于师古，而六经之文具在，用之足以宜民，必积累之崇深，乃化裁于久大。”

在与康熙谈论治世之道时，陈廷敬指出，“举天下之大事在于得天下之民心。而所以得民心之道，惟在圣君贤臣朝夕讲求，以实心行实政，非一切权宜之计所可机也，如汉文帝之止辇受言、唐太宗之虚怀纳谏。所谓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此爻之义也。”

关于“道统论”，陈廷敬认为：“道统之传，常在上而不在下也。若有其德，而无其位，则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之实。故自孔子以来，道统之传，常在于下，揆之天降生民之间，岂适如此哉！肯夫天道贞观，无往不得。故知今日者，道统之传，果在上而不在下矣。”

康熙读过陈廷敬与喇沙里、张英共同进讲的《通鉴纲目》后说：“卿等进进启导，一一悉备，皆内圣外王修齐治平之道。朕虽不敏，罔不孜孜询之。每讲之时，必专意以听。但学问无穷，不在徒言，要惟当躬行实践，方有益于所学。”

陈廷敬任起居注官和经筵讲师多年，类似言论数不用数。他将自己的议论和从其他讲官口中听到的内容都记录在他的《讲筵奏对录》和《日讲四书解义》这两本集中，整理时又在他人的议论上加上自己的理解和分析，以供后人学习，令在他之后的经学研究者和君王受益良多。

陈廷敬一生“雅嗜读书，擩哜经史”，入值南书房后，时常被康熙派以修撰各种古书的任务。陈廷敬参与编纂了《世祖章皇帝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皇舆表》《明史》《三朝圣训》等史书。

编纂《康熙字典》时，陈廷敬已年过七旬。此事本应由他与张书玉共同负责，然而张书玉编书未成便病逝，陈廷敬只得一人承起重担，带领翰林院的学士们精心编纂。此时的陈廷敬已年老体衰，眼神不济又多病，早过了致仕的年龄，只因朝中除他之外再无他人才学足以担当此任，便接下了这一艰苦的工作。

《康熙字典》共十二集，收录汉字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历时六年方编纂完毕。字典中采用了部首检字和笔画检字方法，部首共二百一十四个，每一个部首下又依笔画数排列若干汉字。每个汉字都注有反切注音、出处、及参考等，并且几乎所有汉字下都有例子。

《康熙字典》是第一部以皇帝命名，且第一次用“典”命名的字书。在当时，能以“典”字命名已说明其重要性，所以《康熙字典》成书后，立刻被视为当时最权威的字书，所有赶考学子皆以此书为圭臬。直到现在，《康熙字典》仍是人们学习汉语言文化的工具书之一，不仅中国人视之为权威，外国人也视其为权威。

陈廷敬为官一生，也治学一生，在这一点上，现在的人确实当以他为榜样，学习他那种学无止境的精神，以及他在求学的道路上学以致用的观念。他在学术上为世人留下的这些无价珍宝，值得人们永久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