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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细化刑罚酌情处置（第1页）

第4节细化刑罚，酌情处置

笔者问曰：为官者在处置有罪之人时，应该本着什么原则？

陈廷敬答曰：上体圣主好生之德，下尽人臣奉法之心。

为人者需仁，为官者更需仁。在儒家思想中，“仁”被排在首位，可见“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孟子的“仁政说”就是基于此点而产生的。

孟子提出，君王在治世时，要将仁的学说落实其中，不得以霸权治世，而要以仁爱治国、治民、治天下。在政治方面，孟子主张“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将心比心，体谅百姓心中的苦楚，与百姓同忧，便能使民心所向，天下归顺。陈廷敬是受儒家思想的教育长大的，自然也是支持“仁政”一说，愿行“仁政”之事。《刑部堂谕》中的“格非心”和“审律例”两条就是在仁政的基础上提出的。

“非心”即邪念，出自《书·冏命》：“绳愆纠谬，格其非心。俾克绍先烈。”“格非心”即不要有邪念，不得收受贿赂，徇私枉法，制造冤假错案。刑部之刑向来“惨酷”，各种刑罚令人闻之战栗。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损伤。古代刑罚却是以伤人身体之刑为主，可见其残酷。被刑部判为有罪之人，轻则要受皮肉之苦，最后皮开肉绽，血肉模糊；重则要受严罚酷刑，最后身首异处，不留全尸。伤之罪者身，痛在亲友心，可以说，古代的刑罚不但是对犯罪之人的处罚，也同样是对他的家人和朋友的折磨。

刑部掌握着犯人的生死，其每一个决定不但可影响一个人的将来，还可影响一个家庭的将来。正因如此，陈廷敬要求刑部官员必须公正谨慎，以仁为本，“上体圣主好生之德，下尽人臣奉法之心。”切不得为了一己私欲而是非不分，颠倒黑白，制造冤假错案，令无辜之人枉受刑罚，令无辜百姓之家妻离子散。

每个朝代都拥有其特殊的刑法，但万变不离其宗，主要的方式皆是伤人身体，骨肉分离，或取人性命之法。在清朝，主要的刑罚包括笞、杖、徒、流、死五种，这五种刑罚对犯人的伤害程度不同，使用范围也不同。

笞刑是所有刑罚之中最轻的一种，起源于战国时期，主要方式是命犯人趴在地面或长条板凳上，施刑的官差手持树枝或竹条，对犯人的后背、臀部或大腿进行责打。受到笞刑的犯人只伤在皮肉，而不伤及骨头和内脏。在一些官衙，为了加强惩罚的效果，也有将树枝或竹条沾上盐水之后再施刑的。如今，笞刑在一些国家中仍有使用，但施刑的工具已从竹条更改为皮鞭。

杖刑的执行方式与笞刑相同，都是让犯人趴下，然后对其后背、臀部或大腿进行责打。影视剧里时常提及的“将某人杖责××大板”，指的就是杖刑。不同的是，杖刑所使用的工具是厚重的木棍，木棍的尺寸有大、中、小三种，可根据罪行的严重程度使用相应的木棍。由于木棍很重，加上施刑的时候需要用很大力气，对犯人造成的伤害自然也就更大。受刑之人不但会饱受皮肉之苦，还有可能发生骨折或脏器受损的情况。

徒刑是剥夺犯人的人身自由，并强制他们在某一范围之内服苦役的刑罚。这种刑罚起自于商朝，主要目的是能够在对犯人实施处罚的同时保存他们的劳动力，为国家创造价值，并以此赎罪。徒刑分为有期和无期两种，有期徒刑有一定的时间限制，时限到了之后，犯人便可获释；无期徒刑属于终身制刑罚，直到人死的那天方可解除。有时，还有一些惩罚会伴随着徒刑进行。现如今，我国仍然保留了徒刑的形式，但是在执行的时候，早已没有了封建社会的残忍，而是更尊重犯人的人格，保护他们的尊严。

流刑始于秦汉年间，其方式是将人遣送到偏远荒凉的地方服劳役。在前往流放地的路上，服刑之人不得坐车，只能步行。服刑之人的双手需被捆绑，罪重之人还需要戴上枷锁或铁链。与徒刑的不同之处在于，流刑的环境更加恶劣，而且由于地处偏远，病了无人医，死了无人埋。有许多服流刑之人最后都死在了异地，不见尸骨。所以对于当时的人来说，被判流刑几乎等同于与家人阴阳两隔。

死刑是五种刑罚中最重的一种，主要用于罪大恶极之人。死刑的种类有很多，除主要的斩首、绞刑、赐死之外，还有多种如腰斩、凌迟这般残酷的刑罚。赐死是由皇帝亲自下旨的死刑，主要用于皇亲贵族、朝中大臣、或是宫中奴人，包括御赐白绫、御赐毒酒和御赐利剑等。对于平民和地位一般的人，通常采用的是斩首和绞刑。相比于斩首，绞刑比较仁慈，所以一些人知道自己实在罪无可赦后，会请求绞刑，至少可留得一全尸。

陈廷敬嫉恶如仇，刚正不阿，整顿朝堂铁面无私，不留一点情面。在治理贪官污吏和各种犯人时，他从来不手下留情，但也并非不讲人道，故有“审律例”一条。“凡说堂具稿，必满汉官公同画押，细加详酌，审罪条，参律例，无因循环不一以取过端。”

和现在的法律相似，清朝的律法中也根据犯人所犯之罪的情节制定了不同的处罚条款。犯有偷盗、欺诈等罪的人属于轻犯，但若是谋财害命之人，则是重犯。陈廷敬提出，刑部官员应首先根据律例判断犯人所犯之罪情节的严重程度，对于犯罪情节较轻之人应轻罚，对于犯罪情节较重之人当重罚，不得一概而论，一律采用极端酷刑。

身为刑部官员，必须以公平公正对待所有案件和涉案人员，不得胡判乱判。判决不公本就极易激起民愤，若是再对被枉判和错判之人施加重刑，更会令百姓对官府失去信任，对朝廷失去信任。

陈廷敬要求刑部官员不得徇私，严禁因私人恩怨、他人教唆或想要讨好涉案高官等，对罪轻之人判以重罪，并施以重刑。这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公报私仇的产生，保证了法律的有效实施，维护了官场的廉洁。

为官之人的“仁政”体现在每一个细节，陈廷敬任刑部尚书期间，翻阅了大量以往卷宗，发现大部分由普通百姓犯下的罪皆因百姓法律意识淡薄。虽然朝廷多次号召百姓们遇事要上报官府，不要私下解决，可是百姓们却没有把朝廷的号召放在心上。一些百姓由于对官府不信任，宁愿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事件，结果一不小心触犯了法律，从受害之人变成了犯罪之人。还有一些百姓根本不懂法律，为了掩盖无心之失，结果将小过变成大错。

陈廷敬所接触的案件中，有的人最初只因家中贫困，为了解决温饱而去偷别人的钱，谁知竟然被对方发现，与对方争抢之中失手将对方打成重伤；有的人被他人发现自己有不可告人之事，遂被对方敲诈，为了掩盖真相，于是将对方杀死；还有的人因他人拖欠自己银两，讨债不成，强行抢夺或以欺侮对方家中女眷泄愤。

陈廷敬一生以民为本，自然不愿百姓因过失受到刑罚，身体有伤或妻离子散。所以每逢身边有类似的案件发生，他的心中充满着心痛和不忍。他知道大部分百姓并非有心犯罪，却也不能因他们无知而免除他们的罪。为了避免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破坏百姓生活的安定，他决定对百姓进行法律教育。可是许多百姓教育水平较低，难以理解法律的意义，所以在考虑如何将这一想法变成事实时，陈廷敬想了许久，却始终没有想出好的办法。

一日，陈廷敬偶然得见两本民间读物《小儿语》和《宗约歌》，随手翻看之，竟然颇受启发。《小儿语》是一本儿歌集，其中采用了多种语言形式，让小孩子可以在背诵儿歌的同时明白做人的道理，加深品德的培养。《宗约歌》中所表达的主要思想也是劝人向善，要知法懂法。陈廷敬想，既然正统的宣传百姓无法理解，不如就借用这两本读物，向百姓传达知法守法的理念，让他们学会用法律解决问题。

陈廷敬命人将两本书重刻，作为一本合集重新出版。他还亲自为此合集写了序，希望此书能够引起百姓对法律的重视，在读过这本合集之后，能够明白为何不能犯法，以减少平日“犯于刑者”的数量。

为官应“仁爱”，也应“严明”。“仁爱”与“严明”并不冲突，“仁爱”主要体现在生活中，“严明”则主要体现在公务中。陈廷敬对有罪之人严判体现了他的“严明”，为百姓重刻合集则突显了他的“仁爱”。既“仁爱”，又“严明”，自然可得民心，受人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