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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和邓大姐在阜平搞土改的八个月（第1页）

回忆和邓大姐在阜平搞土改的八个月

◎陈楚君

作者简介：陈楚君，陈楚平的妹妹。1947年到1957年，陈楚平在邓颖超身边工作。

我的二姐陈楚平曾担任过邓颖超同志的秘书，在她身边工作过十来年。调离后也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由于楚平的关系我们家里不少人都与邓大姐认识了，并得到她的关心，邓大姐称楚平是“同志加知友”，她们之间战友情深的事例是非常多的。

楚平是1937年怀着抗日救国的满腔热忱奔赴延安的，但到延安不久就遭受诬陷，以特嫌被边区保安处关押审查达四年之久。无罪释放后，在1943年康生搞的极“左”的抢救运动中，因她坚持实事求是，再度被隔离审查，后经边区甄别委员会主任帅孟奇同志亲自查明冤案，为之平反，于1946年调到中央妇委工作。

1947年夏秋间，又经帅大姐推荐担任了邓大姐的秘书。在此之前，楚平在陕西佳县神泉堡搞过一次土改，并作了一些妇女工作的调查研究，来到邓大姐身边后，就随大姐参加了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在土地会议上，邓大姐和与会的各解放区负责同志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召开了十多个座谈会，深入地了解各地区土改中妇女工作的情况，楚平对此作了详细的记录，为中国妇女运动史留下了一份有价值的珍贵资料。邓大姐在这次会上作了《土改中妇女工作的几个问题》的发言，其中列举了许多汇报材料中的事例，讲话有理有据，有的放矢，风趣生动，很受欢迎。在这次会上，邓大姐还提出了全党做妇女工作和男女一齐发动的方针，这一方针得到党中央的肯定，推动了妇女运动的蓬勃发展。土地会议后，邓大姐即召开中央妇委会议，结合当时全党的工作中心，部署了妇女工作，并要求妇委领导干部参加土改工作团，深入实际，亲自抓试点工作。邓大姐自己也带领楚平等一些干部，参加土改工作团，深入到阜平县二区的细沟村。在进点以前，邓大姐参加了晋察冀边区的土地会议和阜平县召开的土地会议，对该地区的全面情况有了了解。原来这个地区在1946年中央“五四指示”后进行过土改，由于当时正值蒋介石进攻解放区，农民还存在怕“变天”的顾虑，群众发动不充分，土改搞得很不彻底。1947年中央工作委员会到达阜平后，指出了这个问题，该县进行过土改补课，但是，在纠右的同时，又出现了“左”的偏差。邓大姐她们这次是去搞土改复查和整党的。细沟是个穷村子，以前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没有按照是否有剥削和剥削数量多少来定阶级成分，而是比照附近富村的情况，来定地富数量，这就把有些农民的成分拔高了，推到了敌人队伍中去，同时片面强调贫农团的作用，使得贫农团凌驾在党组织之上，因而挫伤了基层党员的积极性，影响了群众的发动。这些问题不解决，群众就发动不起来。针对这种情况，邓大姐认为工作组的同志应首先作自我批评。对此，楚平开始有点想不通，觉得这是以前工作中的遗留问题，不是这次工作组的责任，为什么要让自己来检讨？邓大姐没有批评楚平，却亲自在群众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把责任承担起来。同时正确地宣传了党的土改政策，把政策交给群众，说明党的政策并没有变，产生偏差是对党的政策还不够明确，纠正错误是为了弄清是非，不重在追究个人责任。邓大姐站得高，道理说得透，解除了群众和基层干部的疑虑，使土改运动迅速健康地发展起来。这件事对楚平教育很深，使她具体地懂得了什么是共产党员的党性，一个共产党员，随时随地都应以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为重，而不应该计较个人得失。

邓大姐在细沟村土改期间，还处处关心群众生活，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注意提高农民的文化，并十分注意妇女干部的培养。看到农村老乡缺医少药，邓大姐让楚平和成元功同志将工作组备用的药送给有病的老乡，那时农民有些病都是卫生条件差引起的，吃点碘胺就好了，以至楚平和成元功同志获得了“大夫”的称号。

在细沟土改的八个月，是楚平终生难忘的一段历史。在时间内，她和邓大姐同吃一锅饭，同睡一个炕，整天工作、生活在一起，工作上密切配合，生活上互相照顾，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邓大姐领导下，楚平深入群众，搞调查研究，及时向大姐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尽最大的努力当好大姐的助手，并协助大姐撰写了《土地改革与妇女工作的新任务》等文章，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还根据邓大姐的几次讲话及细沟的经验整理成文，以工作组名义选报纸发表，受到报社领导好评，起到了以点带面的作用。

在与邓大姐朝夕相处的八个月中，由于大姐的言传身教，楚平学到了很多东西，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得到很大的提高。特别是邓大姐的领导艺术、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给楚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她日后工作中，也是努力这样去做的。20世纪60年代，我国处于暂时困难时期，楚平于1960年调任甘肃省妇联主任、党组书记，她到职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求省妇联干部深入实际，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来战胜困难。她在工作中处处以邓大姐为榜样，事事按照邓大姐的教诲去做。她像传递接力棒一样，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良作风、优良传统传给年轻一代。

细沟的八个月，也是邓大姐十分怀念的八个月。1982年，我的三姐成也竞从刊物上读到邓大姐30年代在北平养病时的一位病友胡杏芬写的纪实文学《李知凡太太》后，给邓大姐写信谈了自己的读后感。邓大姐在回信中提道：“我和楚平，曾经有八个月共处一地，共居一室，朝夕生活、工作、开会，同群众在一起的那段历程，不仅值得回忆，使我也永难忘却呀！如果她在，也可能写一篇如‘李太太’那样的好作品呀！不禁使人深感遗憾了。”

（摘自《忆邓大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