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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道德（第2页）

春秋时，吴国宗室季札，在出使北方大国途中，顺道访问了徐国国

君。国君非常喜欢季札的宝剑，但知它是吴国国宝，所以不好意思索要。

季札心知他很喜欢这宝剑，想立即将它送给他，但碍于自己仍需前往其他国家，所以需要带着这宝剑以代表吴国出使。于是，季札心中暗暗向他许下诺言：“当我结束这次行程后，我会再到徐国，届时定将这宝剑送给您。”

后来，当季札返回徐国时，国君已死。季札来到他墓前，便将宝剑挂在墓旁的树上。随从连忙问道：“人都死了，还赠他宝剑干什么？”季札说：“我早在心中答应将这宝剑送给他，如今他虽已离世，但不可因此改变我的承诺，我仍要履行诺言。”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不言非诺”“人死债销”。季札并没有说出赠剑给徐国国君的话，更何况接受馈赠的人都不在了。但是季札并没有失信，因为诚信并不只是对其他人而言，更是对自己良心的许诺。

以诚信服人是最高明的处世之道，也是最有效的成功素质之一。人无信不立，不做言过其实的许诺，不做言而无信、背信弃义的丑行，这是有魅力的人，靠得住的人。所以，纵使万般艰难，也须言行如一，表里如一，不可一日无信。

老子说：“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傅玄说：“祸莫大于无信。”一个人如果经常失信，一方面会破坏他的形象，另一方面还将影响他的事业。信誉许诺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对不应办的事情或办不到的事，千万不能轻率应允。一旦许诺，就要千方百计去兑现自己的诺言，以获得别人的信任。

清代顾炎武曾赋诗言志：“生来一诺比黄金，哪肯风尘负此心。”表达了自己坚守信用的处世态度和内在品格。一个人如果有信用，什么样的事都会有办法解决。没有技术，可以请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来帮助你；没有经营能力，可以请有营业能力的人来做事；没有资金，可以向银行借贷。反之，如果你没有信用，这可是最大的致命伤。因此，做人要讲诚信，做事要讲诚信，诚信是一种无形的资产，需要人们精心维护，慢慢积累。

现代社会急功近利，物欲横流，现代人虽利用科技创造了物质财富，但自己反被物质财富所奴役。现代人每天营营役役，为的是赚多点钱，以提高生活水平和物质享受，但道德价值观念却逐渐淡薄。在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和享乐思想的冲击下，现代人普遍认为见利忘义、投机取巧比中国传统美德如诚信、刻苦、勤奋更为重要。社会崇尚金钱、权力，并以此作为衡量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反观人类的精神世界、生命价值、崇高理想、道德情操则被逐渐遗忘。当现代人意识到自己可以积极争取权力和利益时，却错误地认为自由就是无规定和不受约束地为所欲为。因此人们往往为了一己私利而不择手段，损人利己，将道德规范、承诺信誉、合约法律置之度外，作出种种自私行为。于是一些见利忘义的人就钻制度、法律不完备、执法不严的空子，不讲信用，形成现今“见利忘信”的现象，因而导致了一连串的严重后果。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做一个诚信的人呢？我以为找不到一个现成的答案，一切都得从平时的小事上做起。

首先，要做到真诚，不能只在外表上下功夫。说话表情虽好，而你的内心不诚，至多成为“巧言令色”罢了。对方如不是糊涂之辈，定会看出你的虚伪，因为内心不诚，凭你巧言令色，终有若干破绽给对方看出，岂不是心劳日拙吗？相反，内心真诚，即使拙于辞令，拙于表情，却仍能体现出你的朴实。诚且朴实，效力更大，只要对方对你素无误会，你的真诚必能使人信服。

其次，最忌的是平时好用欺骗手段，欺骗也许能得一时之利，却不能维持长久。如果你的欺骗日久为人察出，即使你真的有诚意，仍会被认为是另一种姿态的虚伪。因此，一生不可有任何欺骗行为。也

许你曾遇到过这种人，你以真诚相待，他却以谪回报，于是，你便对于诚的效用发生了怀疑。其实，真诚的力量是强大的。所以会发生例外，只是由于你的真诚不足以打动对方的心。对一切你要“反求诸己”。不必“求诸人”，这是用真诚动人的唯一原则。

最后，对方倘不是深交之人，你也畅所欲言，以，『时，只能显示你的冒昧和浅薄。真诚本来有三种限制：一是人，二是时，三是地。非其人不必说。非其时，虽得其人，也不必说；得其人与时，而非其地，仍不必说；非其人，你说三分话，已是太多；得其人与时，你说三分话，正给他一个暗示，看看他的反应；得其人与时，而非其地，你说三分话，可以引起他的注意，如有必要，不妨择地长谈，这并不与真诚相悖。

总之，要想使自己成为真诚的人，你第一步要锻炼自己在小事上做到完全诚实。当你不便讲真话时，不要编造谎言，也不要去重复那些不真实的流言蜚语。

这些细节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当你真正在寻求真诚并且开始发现它的时候，它本身的力量就会让你有所收获。最终，你会明白，几乎任何一件有价值的事，都有它本身的不容违背的真诚内涵。如果你追求它并且发现了它的真谛，你就一定能使自己得到进一步完善。

扶危解困，博爱世人

人活在世上，不光要有索取，还应有责任，对于家庭乃至社会都需要我们献出自己的爱。这种爱，称为“博爱”。

早在春秋时期，墨子就提出“兼爱”道德观。兼爱，墨子解释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

兼爱，就是把别人的国、家、身当作自己的国、家、身一样看待，同等地爱护。“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人们只有彼此相爱，“爱人若爱其身”，才能创造和谐美好的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

西方文明认为，在提倡爱的动力方面能做到完全、彻底，不仅爱你所爱的人，甚至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祈祷，爱所有的人。爱不是从人而来，而是从天而来，对人来说，除了服从，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2004年年底，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来华访问期间，曾在上海同济大学向广大学生作演讲时谈到：“我们愿意支持中国达到更完美的普遍性和博爱精神。博爱是世界人权宣言对我们的基本要求，也是法国大革命以来，我们这个时代伦理观念的基础。由博爱精神推衍出来的，就是人类、社会和国家的权利与义务，这应以尊重其多样性为前提。”博爱一词在法文中与“兄弟”一词同根，故博爱有时也被译为“兄弟般的友爱。”

尽管世界战事连绵，并不太平，但博爱精神还是为全世界人民共同的愿望，成为历史的主流。如特蕾莎修女那样将博爱之光洒向世界的人，会永远受到人们的敬仰。

特蕾莎修女的家庭很富有，但她小小年纪就开始思索人生，感悟到自己的天职是帮助穷人，这决定了她被称为“活圣人”的一生。

在完成了修女课程之后，她被指派到贵族学校圣玛丽亚女校担任校长，然而学校墙外布脏乱、污秽的贫民窟与贵族学校的对比，使她心中深受责备。她知道，贫民窟才是她要去的地方。于是她放弃了修会的支持，离开修道院进入最破烂的贫民窟，在那里用几卢比租下一间房子，接待贫民窟里饥寒交迫的孩童。为了他们，她到街上乞讨食物并送药，帮助他们清洗身体。

她创办了弃婴之家，专门收容被丢弃在路上、警察局门口、垃圾桶里和儿童之家门口的婴孩。她创办了死者之家，让孤苦无依者有个安静面对死亡之所，使他们在人生的最后一刻也可以感受到被需要、被爱与被照顾。只要她觉得哪里有最大的需要，她就到那里去帮助人。

1979年，特蕾莎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是她从未被这些荣誉所迷惑，她穿着朴素，单纯地接受外界给予的赞美。她代表穷人发表简单的感言，词句里充满了爱与感谢。她这样说道：“这项荣誉，我个人

不配领受。今天，我来接受这项奖金，是代表世界上的穷人、病人和孤独的人。”所以，把这笔巨额奖金全部用来为穷人和受苦受难的人们办事，这对她来说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特蕾莎修女以博爱的精神，默默地关注着贫穷的人，使他们感受到尊重、关怀和爱。特蕾莎修女没有讲述高深的哲理，只用诚恳、服务而有行动的爱，来医治人类最严重的病源：自私、贪婪、享受、冷漠、残暴、剥削等恶行；也为维护世界和平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就“博爱精神”来说，我们的社会其实并不缺乏自爱、情爱、亲人之爱、熟人之爱，真正缺乏的是兼爱或博爱。博爱是人类理性的理想表达，它反映了人类对自己成员的尊重和认同，对处于危难和困境中的同类表现出的怜悯、同情和关心。因此，在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的同时，在全社会提倡诚信友爱的道德精神，提倡博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

传统社会的和谐发展需要诚信友爱，现代社会的和谐发展更加需要诚信友爱，需要博爱精神。现代社会是一个民主、开放、多元的社会，社会成员应以诚相待、相互包容、尊重个性。要想使社会和谐发展，仅仅依靠法律和制度规范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借助道德的力量。博爱精神、诚信友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内耗和摩擦，减少社会生活中的风险和损失，使社会的运行成本大大降低。由于博爱精神的辐射，诚信友爱之风的发扬，可以构成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有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和事业的成功。人们只有彼此信任、互相帮助，才能平等相处、合作共事，从而保全个体的利益，使社会的整体利益最大化。博爱精神、诚信友爱不仅可以给社会带来功利化的物质成果，而且也具有极高的精神价值。它有利于增加社会的价值认同和凝聚力，使人们在彼此信任和相互关爱中，感受做人的价值和尊严，

体验生活的美好和人生的幸福，甚至可以激发生命的创造力。

心中有爱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带给我们感动。这样的人自然会受人欢迎，自然比普通人更容易接近成功。所以，即使是在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成功也并不是冷酷的代名词，财富也并非仅仅体现在金钱与数字上。人与人之间，只有相互付出、相互给予、相互关心、相互敬爱，人间才会产生绵绵不断的能量与生机，社会才会有更多的暖意和活力，幸福和快乐才会常驻人间。